黄波在2003年第四期《同舟共进》载《模糊的“思想受难者”形象》一文，文中有不少事例引我深思，发我感叹，且录之一二。

其一，胡风1954年11月在全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发言批朱光潜：“他用资产阶级唯心论深入到美学这个领域，‘开辟’了广大战场，在单纯的青年和文学教授中间起到极其危害的作用。他是胡适派的旗帜之一。在胡适派里面他是一个台柱。他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一成不变地为蒋介石法西斯思想服务，单纯地当作资产阶级思想都是掩盖了问题的。”这段话不仅仅是乱贴标签不讲理，而且包含着浓厚的杀机。

其二，吴晗在1957年反右中揭露：“罗隆基对人说过，周恩来是南开出身，毛泽东是北大出身，我是清华出身，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为民主党派负责人的罗隆基，对中共领袖的一点微辞是以私底下朋友闲谈形式说出的，从字面看来有点近于戏言。以传统的道德观衡之，在明知把这一私底下的谈话公之于众会对当事人产生什么后果的情况下，嘴巴不牢将其传之于人，是不道德的，而像刻意揭发，拿它作为批判的靶子这类行径，我们斥之为“可耻”也不为过吧。

当吴胡二先生被送上思想受难者的祭坛时，别人给他们罗织罪名的伎俩，恰恰是他们也曾使用过的！一部《海瑞罢官》，本是遵御命而作，却生生被人从中挖出抗御命的主题，这和屈大夫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一样够冤的了，可是罗隆基何在！

如果据此论出“思想的受难者”往往也是“思想的施难者”，难免有失偏颇，但这样的事例，在中国某些“特殊时期”，却是屡见不鲜的。所为者何？

当“思想受难者”们被平反后，人们在介绍他们评价他们时，往往习惯于“一边倒”，尽可能地予以拔高，对上面这类事例，总是避而不谈，而像《海瑞罢官》这样的事例，则把被冤枉的“罪名”当成事实，于是表现出来的便是刚正不阿、不畏强权的知识分子形象，这对我们了解历史、认识人性，是极为不利的。

　　　　　　　　　　　　　　　　　　　　　　　　　　　　　　　 （200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