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已经放了十几股被姚朋用身体挣断的铁丝。在妹妹表演睡钉板的同时，姚朋表演身断铁丝，他身上已经被铁丝扎出一道道铁丝印，有的已经长出老茧。姚朋说，自己是男孩子，吃苦受累没什么，看着妹妹被自己踩过，心里有些难过，但是没有办法。他说，在外流浪自己一不去偷，二不去抢，但要生活。表演非常苦，还伤及身体，因此兄妹俩每天的表演只有二十几次。每次表演结束对他俩来说是一种解脱，随后他俩在街头巷尾转悠。夜晚的寒冷是难熬的。姚朋说，每天过夜他俩通常找一个避风的地方相拥着休息，偶尔找些木料生火取暖。

兄妹俩在表演过程中，始终默不出声，有人扔钱就捡一下。

姚朋说他俩很想家，更想在外打工的爸爸妈妈，但一直没有联系上。

读完这篇报道之后，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我自问自答：可怜的兄妹俩为什么要进行这些自残的“表演”？因为不自残他们很难讨到钱，有人会说他们是骗取同情心的骗子。

接着我又退一点说，就算乞丐中不乏骗子，如果他们满足于以此营利，除此之外并无其它害人之举，那么他们对我们社会的危害，与官场上的败类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在发出这一类文章之后，我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面对面的施善已被某些坏人所利用，我们为什么不通过向政府有关机构比如民政部门、扶贫办公室等捐款来达到施善的目的呢？

我的回答是，用捐款来达到施善的目的，当然也是值得赞赏的。但施善不是在履行义务，更不是在完成任务，而是发自内心的同情，并非捐款之后就不会产生同情心了。而且，我们的扶贫款、救济款都能尽可能公平合理地落到真正需要扶贫、救济的人身上吗？扶贫款、救济款从政府有关部门到老百姓手上，要经过多少官员的手呢？这些官员的手干净吗？

针对有人说乞丐中有强讨死缠的，我说，这类人不是乞丐，而是无赖，应该由执法部门予以制裁。

在谈论小乞丐的文章中，我还曾提出这样的观点：如果这些小孩是被背后的黑手拐来掳来并强迫行乞的，那当然是希望执法人员斩断黑手、解救小孩；如果是被生活所逼而自愿跟着别人出来讨碗饭吃的，难道能通过禁乞赶走了事吗？行文至此我联想到童工和卖花女。我在《为何我的眼睛总是满含泪水》一文中写道：

——曾在报刊上看到许多谴责使用童工的文章，心里别有一番滋味。在网上看到网友轩辕黄地的一篇谈论童工的文章，与我的观点颇为接近。

轩辕黄地说，非法使用童工，低工资、高负荷，使远没有发育成熟的瘦小身躯承担着生活的重负，幼小的心灵忍受着沉重的压力，真让人悲愤满胸。禁止使用童工，说来也是为孩子们的健康着想，是为普及义务教育、提高人民素质着想，但是为何屡禁不止呢？难道说天底下就有这样狠心肠的父母有钱不让孩子上学，甘愿把自己的骨肉推进苦坑吗？我弟弟几年以前也是童工，因为父亲病重，而我在读高中，只好牺牲他来成全我。父母虽不好受，弟弟却认命，托人找工作，去干建筑工。十几岁的孩子，满手的血泡，我父母好受吗？我好受吗？我弟弟他自己好受吗？谁愿意去做童工？那是生活逼的！

轩辕黄地还说，由于政府加大禁止使用童工的力度，许多童工被赶回家里去了，不知道被赶回家里的童工去做什么了，反正不会是上学。所谓义务教育，自我懂事起，在农村就从来没有过。上学，的的确确有些人家的孩子上不起，他们即便不做童工，也是在家里务农，学校的大门绝不会向他们义务敞开！

——在广州南方大厦门口，经常有人打骂一些年幼的“卖花女”。“卖花女”年龄大约在5至10岁之间，被幕后黑手操控，早出晚归，在南方大厦与沿江路一带活动。

清晨5时45分，有2个15岁左右的“小头目”把一个看上去只有七八岁的“卖花女”带到南方大厦门口，其中一个打了卖花女耳光，卖花女不敢躲闪也不敢发出喊声。

“卖花女”年纪虽小，却对陌生人充满戒心。在多次努力下，记者才从她们口中得知他们来自江西萍乡。当被问及想不想读书时，许多人眼中流露出可怕的迷茫，她们的回答很简单：“家里没有钱。”

这些孩子一天干活10多个小时，一天只能吃一顿。有些好心市民经常买东西给她们吃。

这些孩子经常会缠着路人不放，有时还会抱着对方大腿，非要你买花不可。一个年龄大约五六岁的孩子抱着一个外国人的腿，跪在他面前，求他买花。一个5岁左右的女孩缠着一个年轻人买花，那人百般拒绝仍摆脱不了时，粗暴地将女孩递过来的花扔在地上，一边喝骂一边推开小女孩。

我常常思忖：在那些小乞丐、卖花女、童工等在社会最底层挣扎着生存的孩子眼里，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国家，会是什么样子呢？

看到比我女儿小或与我女儿年纪差不多的卖花女、小乞丐，我尤为悲悯……

我对女儿的教育采取“树大自然直”的态度，真正对其言传身教的，就是和她一起看到乞丐时，如果身上有2元以下的零钞，就拿给她去施舍，借此培养她的同情心。

禁乞禁乞，赶走的不仅是乞丐，还有公众的善良呀。

就在一些地方政府实行禁乞、鼓吹禁乞的时代背景下，中学生、青年打死乞丐，濒死乞丐求救无人理睬的恶事接连发生。我在《为何我的眼睛总是满含泪水》一文中摘录了两例：

——42岁的李文兰为寻找丈夫和孩子，一路求乞。5月6日，她在城固县二里街向3个正在吃烧烤的初三男生求乞时，遭到辱骂。这3个学生吃完烧烤后，乘着酒意，追上李文兰并殴打了她……

7日早上5时半左右，二里镇中心医院值班医生李某在医院门口发现浑身是伤、呻吟不止的李文兰，李某打电话向二里镇派出所报案。当李文兰央求李某给她开点药吃时，李某拒绝了她。而派出所在接报后未能出警。7时20分，二里村村支书刘某在家门口发现伤势严重的李文兰，刘某简单地询问后，只给她指明了回家的道路，并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8时许，派出所安排不具备执法资格的司机鲁某出去“看一看”，鲁简单询问后便离开了现场，回所后也未向负责人汇报。

8日，浑身是伤的李文兰又遇到那3个学生，再次惨遭毒打、凌辱……下午2时半，见李文兰在自家门口附近躺着，村支书刘某两次给派出所打电话称：“街上有一个很脏的女人受了伤，已在街上停留好几天，是不是送出去？”派出所司机鲁某同意刘将李文兰用车拉到邻县南岭县境内。

5月9日，城固县二里镇二里村，一名蓬头垢面的女乞丐浑身上下青一片紫一片，走路总是捂着肚子，下身还在流血……当天中午，这名女乞丐晕倒在地。下午4时许，当地群众第四次给二里镇派出所打电话报案称：在二里镇发现了一具“女尸”。派出所人员来到现场，发现“女尸”奄奄一息，将其送往医院。次日，“女尸”惨死。她就是李文兰。

李文兰死前对周围的人说：“他们3个人打我，用木棍戳我的下身……”

这一恶性事件的见报纯属偶然。因当地极力封锁消息，6月初才有记者获悉并展开艰难的采访。当地公安机关屡次借故拒绝采访。该县公安局一位科长对记者说：“我们的人员是否有问题是我们自己的事，你们记者没有权利也没有必要调查监督。”

——2003年7月4日晚8时许，几个青年去地里偷西瓜，突然，李小柯一脚踩住个黑乎乎的东西，吓了他一跳。李小利用火机一照，见地上躺着一个蓬头垢面的乞丐。李小佳说：“打他吧？”几个青年马上说：“打就打。”于是，他们拿着粗树枝一哄而上，树枝雨点般地落在老乞丐身上。老乞丐疼得跳起身跑进附近的玉米地里，被快步追上的李小柯一棍击中腿部，李小利在老乞丐的背部又补一脚，把老乞丐打趴在地。雨点般的打击使老乞丐惨叫着在玉米地里翻滚、爬行，而几个青年则兴奋地一直大叫、殴打。半小时后，老乞丐艰难的爬行慢了下来，哀嚎也逐渐变成了微弱的呻吟。这时，李小利俯下身喝令老乞丐拿钱，老人哆嗦着捧出一个破纸包。李小利一把夺过来，打开一看，才2元多钱，他就恼怒地把钱摔在老人的脸上，打得更凶了。很快，老乞丐不动了，也不呻吟了。李小利便伸手扯下老乞丐脖子上挂着的破皮包，倒出里面的破烂，李小佳、李千应用火机照着，翻出了4元4角钱。他们回到村里，用这些钱在小卖部买了两盒彩蝶烟，穿过大街上纳凉的人群，兴致勃勃地交流着打人的快感。这时，李小柯、李小佳提议把老乞丐弄走，于是，他们又返回玉米地，与在半路遇到的李强一起狂笑着继续殴打老乞丐，直到打得精疲力竭。为了验证老乞丐是否死亡，李小佳、李千应在老乞丐的面部小便。

在看守所里，当民警问他们的动机时，他们的回答竟出奇的一致：“寻开心。”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他们判处了从3年到1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然而，就是对这样的从轻处罚，他们也不服，纷纷上诉，而且，其诉讼请求也出奇的一致：不就是个老乞丐吗！

　　　　　　　　　　　　　　　　　　　　　　　　　　　　　　　　 （200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