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结束的雅典奥运会，中国金牌数仅次于美国。2004年9月25日《凤凰周刊》上有人撰文说，国外运动员大都是业余选手、自费训练、甚至自费参赛，人家的金牌，可以用来衡量其社会文明。而我们这里，拿金牌是“振兴中华、扬我国威”的政治任务，于是有了“举国体制”。当然，拿金牌是令人振奋的，但想想一方面是数千万的失学儿童，另一方面是国家不惜代价培养少数尖子选手夺取金牌，又令人伤心。体育总局每年经费50亿，备战奥运四年共耗资200亿，平均每枚金牌成本超过6亿元人民币。

同期《凤凰周刊》载，2010年前后，中国可能进入“危机多发期”，这些危机包括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环境危机。社会危机包括贫困问题、失业问题、农民工问题、基本生活保障问题等，经济危机主要是金融危机。

本来在报刊上看到某法院院长嗜食人奶，便有一帮下属每天为他提供人奶的事迹，很讶异于官场奇观，今日看到9月25日《凤凰周刊》所载湖南双峰县县委书记朱某的故事，又开了眼界。在双峰县，无论黑道老大还是党政官员，纷纷拜朱某为“干爹”。朱把双峰官场家族化，其亲家是民政局书记、妻子是民政局局长、表亲是财政局局长、妻兄则当过多个局的局长。主要官员中拜他为“干爹”的，有一二十个。他支持黑道上的干儿子在宾馆公然开设赌场，这个干儿子孝敬他的是近36万元和两盒美国原装“伟哥”，让他随时在他的宾馆吃喝淫乐。在他的生日宴会上，一个镇委书记说错了一句话，朱上去就是一个耳光。晚上，该官员带着一堆礼品专程上门谢罪。朱对双峰的“贡献”之一就是在县城中留下了“腐败一条街”，当地党政官员一个个建起了四五层楼，一楼门面多是茶楼、按摩房，写着“盐浴”的牌子随处可见。官员们在里面让女人给他们洗澡。

曾在某期《凤凰周刊》上看到冼岩长文《中国政治改革可以这样起步》，录其要点如下：

当今中国社会能否启动政治进程的决定性力量，是中央权威，只有中央权威被认同，改革才能启动；只有执政者和民众联手，改革才能推进。如果将改革目标直接对准现行政治制度，这种改革将难以看到启动之时。在中国，所有反中央化的进程都不可能获得中央支持，都只能在中央政权严重衰弱后才有启动的可能，就事论事，这也绝非全民之福。清末即是如此。地方独立性是在庚子之乱、八国联军入京、中央政府权威殆尽后才渐成气候的。这种地方割据，是后来终结了和平建国希望的军阀割据、全国混战的源头。要启动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就必须设计出不致中国于动荡的方案，即必须在顺应中央化结构、保持中央权威的方向进行。这近似于西方政治进程中的初级阶段，市民与国王联手，战胜封建诸侯，放到中国传统背景，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相似。

根据吴思先生潜规则理论，执政者与其地方代理人官僚群体可分别为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对民权民利的具体侵害，主要是各级官僚由其自身利益驱使而为，它并不符合政权本身追求稳定性、延续性的根本利益。官僚群体能够背离政权及执政者而操作自身利益，关键在于它拥有代理权力的位置。执政者在当前能否有效约束其代理人的关键，在于能否打破官僚群体的信息垄断和上下封锁，这需要借助于“信息民主”，放宽媒体管制，尤其是放宽体制外、不受制于地方权力的网络媒体的言论尺度，将舆论监督引导到对官僚群体权力侵害、以权谋私行为的监督上。从去年以来广受关注的孙志刚、孙大午、刘涌等系列事件看，这种“网络民主”确有操作空间和现实可能。由于以“反腐败、求公正”为号召，民众诉求可以不涉及政治制度、不指向最高执政者，可望获得最高当局的认可。由于民众与执政者有个共同的对手，就是腐败官僚。从人的需求层次理性而言，民众的自我意识是反直接侵害民众利益的贪官，而不会把矛头指向支持反贪官的“皇帝”。但是，“网络民主”在中国的进程迭经反复，说明中央政府对此仍有疑虑，既欲得其利，又恐蒙其弊。从经验来看，政治进程一旦放开，似乎就会呈现出一种自我加速的趋势，政府、民间都无法控制，只能眼睁睁看着它走向极端。中央政府怕政治进程走向极端，认为集中精力搞经济，只要经济搞好了，人民普遍满意了，到时候再谈政治，就可能拥有一个较为宽松的、易于妥协的环境。这种考虑有道理，但来自另一方的威胁也很大，威胁不是来自民众，而是来自腐败官僚群体。由于权力腐败猖獗，体制内缺少制衡腐败的机制，腐败会更加腐败，会影响经济发展，会引起民众更大的不满，会使社会更难成长出足以抵制权力的资本力量和民间力量。虽然任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市场化、工业化过程都不可避免伴随着政治腐败和贫富两极分化，不可避免地引起社会普遍不满，但只有在权威政体国家，这种不满才无处宣泄，只能转化为对政权合法性的怀疑。

在上面的观点中，我最为支持的是“放宽体制外、不受制于地方权力的网络媒体的言论尺度”的观点。

对“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之论，我想评析几句。

古代的皇帝是天子，是“天生的”，现在没有皇帝，有的是中央政权。但中央政权是从哪里来的呢？

也许我们只能寄厚望于中央高层知人善任，不让省部级贪官进入中央政权，而从地方进入中央的领导人，都有莲花品格，与地方腐败官僚集团没有错综复杂的关系。

我在《凤凰周刊》上获取的信息很多，并不都是板着脸孔的，有些也可以当成喜剧来看的。《凤凰周刊》说今年最后悔的人应该是一个姓胡的女人，她是广东某市委书记的太太，在香港状告一港商盗取她476万港元，惹火烧身。一个县级市市委书记的太太何以能存款逾千万，引起了香港社会的强烈兴趣，香港传媒穷追不舍。也真难为香港传媒和民众的少见多怪，对大陆弱势群体的贫困和遭受的不公，对大陆一个小小官员的巨款，还能保持如此强烈的好奇心，还对大陆政府发出“不要让香港市民失望”的呼声。其实好多事，对多数大陆民众来说，早已司空见惯了。尽管大陆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尽管大陆还有那么多贫困人口、失学儿童，但一个县官存款千万实在没有什么稀奇的。哪怕你雅车毫宅、锦衣玉食，只要不偶然栽在某一件事上，就保准没事。可在香港就不一样了，香港传媒还步步进逼：市委书记之妻坐拥巨款败露纯属偶然，那么过去几年，他们家财逾千万为什么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察觉和追究？

《凤凰周刊》也不是只懂得批评，也有赞扬的。1990年10月，新加坡副总理吴作栋在为新加坡人31年来“一直由英明又正直的人统治”而感到“特别幸运”之时，他说：“正当正直的人仍然在位的时候，我们应该慎重地引入制衡的政治制度，不应指望幸运之神永远眷恋我们。”李光耀也说：“行动党能否继续主导新加坡的政坛，打着民主旗号的反对党将会形成多大的挑战，这将取决于行动党领袖今后如何对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民不断改变的需求和愿望做出反应，以及如何在影响民生的决策过程中满足他们享有更大的参与权的欲望。”威权政治要良性运转，很大程度取决于政治精英的道德水平，但这种政治文化是不可靠的。有时，放弃也是一种伟大。蒋经国在1986年开始推行政治革新，其中包括放开党禁报禁等。他没有把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作为维护旧制度的借口。蒋经国晚年大刀阔斧地在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认为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在一起，才能与民众在一起。为此，他甚至表示不惜“个人的生死毁誉”，也要向历史交代，显示出高度的社会良知和历史责任感。问题是，有道德的统治者、执政者，不但在原有制度上带领着国家或地区走向繁荣昌盛，维护社会公正，也会对原有制度进行否定，放开党禁报禁，引入制衡体制。腐败的专制政府，不但严重损害社会公正、败坏世道人心、毒化社会风气，还习惯于涂脂抹粉、评功摆好，不择手段压制言论，努力维护代表统治集团利益的旧体制。

据2004年第33期《新闻周刊》载，按时下行情，表面看起来，汽油平均价格美国高于中国10%左右，但美国汽油价格中已包含了我们要另行交纳的养路费，这样一折算，我们的汽油价格反而高于美国10%左右。而中国人均收入大大低于美国，可以说，汽油相对价格，中国比美国高得多。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只有一个，中国成品油市场不是自由竞争的。在这个市场中，活动主体是国有垄断企业。成品油价格也是由政府管制的。中国石油1/3靠进口，2/3由国内生产，中国成品油价格却是参考国际市场油价而定的。他们这样做，还造就了一种奇怪的商业行为：就是进口原油时买涨不买跌。说它奇怪也不奇怪，因为只有原油进价高，成品油涨价的理由才“更加充分”。当国际油价上涨时，他们总是闻风而动，可当国际油价下跌时，国内油价调整总是“拖三落四”。政府实行价格管制的理由总是千篇一律的美妙：可以平衡各方利益。然而，他们却分明站在卖方利益一边。也可以说，他们也是这种官僚垄断资本的既得利益者，只是借用了“政府”、“国家”的名义。

　　　　　　　　　　　　　　　　　　　　　　　　　　　　　　　（200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