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五）

自去年5月份以来，安徽阜阳共有171名婴儿因为食用劣质奶粉出现严重营养不良综合症，其中13人死亡。他们所食用的“奶粉”，每100克蛋白质含量大多2至3克，最低的只有0.37克，按国家标准，是18克。用这样的“奶粉”喂孩子，等于给孩子喝白开水，连喝米汤都不如。婴儿们是被活活饿死的。他们的父母在孩子出生后不久，就外出打工。留在家里的孩子，靠老人喂养。其实去年阜阳当地媒体就披露了杀婴“奶粉”的消息，今年3月29日，新华社也发了电讯，其间，《半月谈》、《新民周刊》都做了深度报道。但是，我们政府的相关部门依然无动于衷。直到中央电视台予以曝光，惊动中央，总理批示，有关部门才立即“实践三个代表，关心人民生活，采取积极行动，追查劣质奶粉”。不要说他们良心发现，更不必说他们“通过深入学习三个代表，提高了思想觉悟，改进了机关作风”，他们明摆着就是为了保“乌纱”，因为他们知道这回事情闹大了，无法遮掩和推诿了。我真搞不明白，去年广州出现“结核牛奶”，被强势传媒披露后引起重视，有关部门履行职责，也是说自己在“实践三个代表”。难道没有“三个代表”，我们庞大的工商、质检、卫生防疫等监督执法系统就不知该干什么了吗？无论坏事、好事，我们的官员和媒体都要往“三个代表”上扯，似乎一挂上去，坏事也变成好事了。

5月9日上午，安徽阜阳市伪劣奶粉事件公开处理大会，官员宣称，“黑名单”上全部45个品牌伪劣奶粉的来源已基本查清，这标志着打击伪劣奶粉专项行动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果。全场掌声雷动。我们的“公仆”就有这个能耐，不管是什么丑闻，一到他们那儿就可以转化为“重大成果”，总能赢得与会全体人员的热烈掌声。

杀婴“奶粉”整整为害了一年多时间。如果不是总理批示，这些“奶粉”还在大行其道，不良商人还在欺骗着那些贫穷的农民。

目前国内涉及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的有工商、质监、卫生、农业、药监、商务等将近10个部门。职能交叉，责权模糊，说什么齐抓共管，有利可图时大家都能插上一手，搞得守法经营的企业疲于应付，无利可图时大家都不愿管，哪怕害死人。

（五十六）

《马燕日记》可能感动不了多少中国官员，也感动不了多少中国老百姓，因为像马燕这样因家贫而失学的孩子太多了，而《马燕日记》却感动了世界。马燕的母亲一定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她把女儿的一封信和三本日记胡乱塞到一位偶然路过他们村的外国记者，而不是塞给中共官员。于是，马燕和她周围的孩子们的命运，被这位外国记者改写了。这位中文名韩石的外国记者，为马燕写了一篇题为《我要上学》的报道，在法国《解放报》以两个版的篇幅刊出，马燕和她的日记，就这样走向世界。至今年5月初，《马燕日记》已经签下了19种文字的出版合同。“在欧洲，人们都在谈论中国的成功。”《马燕日记》和韩石的报道，告诉世界中国的另一面。在法国，韩石把马燕的故事告诉大家时，很多法国人很诧异：“中国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吗？怎么会这样？”韩石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这么高的水准，还不能保证贫困地区的孩子获得免费上学的机会？中国九年义务教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政府可以在大城市花大量的钱让城里人过上更舒适的生活，而置贫困农村的失学儿童于不顾；西部大开发的钱，绝大部分用于城市，这样做公平吗？韩石弄不明白这些问题，也没闲功夫去弄明白了，他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更没有学习过“三个代表”，他实实在在地干起造福中国儿童的事业来。随着他的报道与《马燕日记》的传播，越来越多的捐款从世界各地飞来，韩石用这些钱成立一个协会，名字是“为了宁夏的孩子”。他们用这些钱建起了学校，资助失学儿童上学。

（五十七）

6月15日《南方都市报》一篇题为《孩子心灵的奴化更堪忧》的时评，让我看后心情沉重。先摘录几句话如下：“随着中央电视台、《南方周末》等主流媒体对沈阳‘阳光儿童村’这个封闭、安全的‘独立王国’的关注，尤其对建立者付广荣伪善面目的揭露，相信‘一个复杂的丑闻’会喊起公众的警觉。对于‘阳光儿童村’善款收付混乱的关注固然重要，但我以为更要警惕的是‘付妈妈’对儿童村孩子心灵的奴化……逼迫他们信服‘妈妈’才不用重新流浪，才有所归宿。这就不难理解，孩子们为什么会如此异口同声，为什么会如此理不直气却壮，为什么会如此把代表社会正义的记者视为寇仇，为什么会把儿童村的存在看得高于一切，而对于善款收付漠然置之。”我在网上输入“付广荣”三字，搜索到近千个网页，一两个月前还把她歌颂为天使，现在传媒几乎一边倒地把她贬为伪善。在这里，我不想对上面摘引的这篇时评和记者现在对付广荣的负面报道，做什么深度评论，我只想说，假如我是那些孩子的父母，我也会感激付广荣将他们收留。孩子们的生活质量如何，我不知道，但他们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总要比在社会流浪求乞、在黑厂当童工好一百倍。如果说儿童村的孩子生活质量差，那么，不管是一个月前的正面报道还是现在的负面报道，报道中孩子们的相片，都不是活得面黄肌瘦、穿得破破烂烂。他们当中也有已经十七八岁的中学生了，儿童村也不是真的那么封闭，他们也有接触社会，也有老师同学，难道他们护着儿童村、护着付广荣、仇视记者的原因，可以用“奴化”一言以蔽之吗？当然，挪用善款是违法犯罪，我不知付广荣有没有这样做，但在报道中，善款收付混乱已成事实，媒体对此进行质询和披露也是对的。“付妈妈”和“儿童村”出名后，付广荣有对自己的“善举”和儿童村进行商业运作、商业炒作的嫌疑，比如拍卖“付妈妈”商标等。借“行善”之名谋取私利当然是我所不欣赏的，但假如获利是为了更好地行善呢？儿童村只靠人家捐款维持，如果没有捐款怎么办？假如儿童村能通过商业运作而营利，不是可以让孩子们的生活与上学更有保障吗？可以肯定的是，假如没有付广荣，那些孩子的生存状况大多会比现在差。付广荣的儿童村，就是把分散的因父母入狱而无依无靠的孩子集中起来，通过一定的运作或炒作，引起社会的注意，吸纳了善款。假如没有儿童村，儿童村的孩子流落街头求乞，那些捐几万元给儿童村的企业家不一定会给这些小乞丐施舍1元。实行禁乞的城市也许会把他们赶走，也许会把他们送往政府的救助站。而乞丐愿意求乞却不愿去政府的救助站，儿童村的孩子愿意生活在儿童村，害怕流浪求乞，两相比较，难道没有值得寻思的地方吗？

在儿童村，绝大多数孩子来自农村，作为家庭犯罪的牺牲品，遭到来自父系亲属的敌视，有些孩子曾经四处流浪，别人对他们“说打就打”。几乎全部的孩子都把吃饱穿暖视为难得的幸福。儿童村给他们以归属感。在仇恨和恐惧的记忆之外，孩子们的爱和感恩如同细小的指南针，最微弱也最坚定地指向付广荣。

何超在大连报关学校上学，听说儿童村“出事了”，就与另一个儿童村的孩子李寅一起赶回来，与“家人”共渡危机。“还有3个女生，这几天也回来，不读书了。”

对孩子们来说，儿童村不是天堂，却是相对较好的人间。

“我最怕的就是儿童村不办了。”与我女儿同龄的9岁的孩子吴玉莹这句话让我哽咽。

（五十八）

下面内容摘自6月15日《凤凰周刊》所载《一个乡村杀手的成长轨迹》一文。

一个原本老实的中年农民，在湘鄂边界频繁作案12起，三年中，他若无其事地砸死5人，重伤8人。一副斯文相，出手却是铁锤猛击头。5月25日，接受采访的十几位乡邻、包括村治保主任，都说，他对人客客气气，对两个女儿从不打骂，各家乡邻有个大小事情，他也乐意帮忙。大家对他做了三年杀手的事实感到难以置信。他的自述是：“我是东山乡茶场的户口，在村里种了几年地后因耕地紧张被村里收回去了，而茶场效益很差，近于解体。”更让他绝望的是，患了多年的乙肝又转化为肝硬化，到2000年时连吃药的钱都没有了，也干不了重活。父亲死于肝癌，一个姐姐也患有此病。1999年妻子去了珠海，此后几年音讯全无，直到2002年8月回来与他离婚。他有两个女儿，一个13岁，读初一，一个11岁，正在读小学六年级。 “死亡只是迟早的事，唯一想的就是弄点钱供两个孩子读到初中毕业。”“当时要是有私人或政府部门能给我提供哪怕是一分钱的资助，我想我都不会走上这条不归路。”他还说，他很有同情心，看到电视剧或小说里的一些悲惨情节还会流泪。“但是你不要以为善良的人就不会去做坏事，在一种不是他亡就是我死的情况下，就只有把他搞死。”从做第一起案子起，他就总想着只要能弄到两三万元，足够让两个女儿完成初中学业就收手不干了。近三年来，他共作案13起，共抢到现金12330元。“这些钱全部用在两个女儿的上学和生活费用上，我自己几年连件衣服都没有添置过。”他的大女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爱爸爸！”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始终认为“善”是他人性中的主要方面。然而，这种“善”又是那么令人愤怒，他所伤害的，也都是贫困的农民。

（五十九）

下面内容摘自博客中国《四川良家妇女“卖淫”案终审　冤魂抖出刑讯逼供》一文。

廖泽文和妻子陶先碧是云南省威信县扎西镇的村民。2001年4月27日下午，陶先碧从云南探亲后乘车回到了四川珙县。虽然有点晕车，精神状态很差，但为了挣钱，陶先碧还是去了她当服务员所在的珙县珙泉镇金山庄歌舞厅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