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

下面内容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夏晓柏的报道。

2004年7月5日下午4时许，长沙市雨花区洞井镇天华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谭中伟被发现死亡。出事地点在村党支部的办公室，办公桌上放着一瓶甲氨磷剧毒农药。

7月16日下午3点，长沙市雨花区洞井镇天华村砂子塘寄宿学校大教室，300多名村民终于等来了他们的镇党委书记杜旭辉。

“村里为什么几年来不公布账目，几千万的投资都没有经过村民代表大会，是非法的。”

“没有地的村民每人每年只有600块的土地租金，我们吃什么？”

“为什么9个月内，村里两具尸体被抢走火化！” 这一句话让村民们的情绪达到了顶点。

天华村位于长沙、株洲、湘潭三市接壤处，地价不菲，经济活跃。

据统计，天华1400亩土地中，或卖或租或办学校、盖别墅，再加上国家征地修路，合计高达900多亩。这余下的四五百亩地，尚有四五十亩因为修路需要填土而被闲置。

谭中伟是天华村第一名由村民海选产生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2004年5月1日上任，终年28岁。

据死者同事和村民介绍，曾在部队荣立三等功的退役军人谭中伟为人随和，实在肯干，做事讲究亲力亲为，多为群众着想。

“刚一上台，当头一棒：国税要求多交30万，国土罚款18万，会计不肯移交，个别讨钱要帐，村民到北京上访的责任也推到他身上。身背奇冤，不死才怪！”一位年长的村民小组长说。

7月5日谭中伟死后，下午到晚上，事发地点聚集了三四百名村民（占该村总人口近一半），要求政府给个说法。

7月6日早上6点半，洞井镇综治办强行把门撞开，将尸体运到长沙市金盆岭殡仪馆。7月7日上午，在警力照看下，简短的追悼会之后，尸体被火化。

“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任何死亡证明。镇政府赔了17万，打了一个条子，我们和儿媳妇都没有签字。” 死者父亲谭树林对记者说。

据死者父亲和妻子介绍，事发当天，谭中伟像往常一样，早上6点半去上班，最近几天都没有异常表现。

据村上知情村民和党员反映，谭中伟被上级领导重点批评的事情有两桩：一是先伟公司购地需其签字，谭中伟没有答应；二是天华村民从2002年以来的上访最近发展到远赴北京，谭中伟制止劝阻不得力。

先伟公司买地一事，自始至终就在云遮雾罩中秘密进行。迄今为止，村民们甚至还叫不出先伟公司全称，也不知道它在哪里办公。2004年3月份，先伟公司准备动土开工，村民们这才知道，又有一块土地没有了。“这块地总共80多亩，我们天华村70亩，和我们村搭界的板塘村10多亩。就地理位置而言，我们村比板塘村优越，为什么板塘村每亩13.8万元，而天华村每亩10万元呢？”天华村村民愤愤不平地告诉记者。

在村民们的自发阻止下，先伟公司没能如愿动土。5月1日谭中伟上任，先伟公司奉上的红包随即被其退回。

“这块土地是什么时候答应卖给人家的，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是前任村支书张海泉的主意。张书记跑了，现在要新上任的谭中伟认账，这怎么行？没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谁敢干这个违法乱纪的事！谭中伟不签这个字是对的！”天华村一位老党员振振有辞。

据天华村村民签名的举报材料介绍，张桂泉是天华村曾经的村民小组组长，性情耿直，由于对其弟张海泉的种种行为深为不满，所以带队上访。2003年10月16日，洞井镇政府派人规劝张桂泉不要告弟弟的状，张桂泉以“反腐到底”作答。当天，张家兄弟的关系急剧恶化。

从10月16日晚到10月21日凌晨，洞井镇派出所出动警力数人入住张桂泉家中，以保护邻屋的村支书张海泉为由。无奈之下，50岁的张桂泉于16日晚离家出走。

2003年10月20日傍晚，村民发现张桂泉喝农药死在父母坟上。最后，张桂泉的尸体被强行火化。加上2004年7月7日谭中伟的尸体也被强行火化，9个月内，天华村一老一少两名深受村民尊敬的村民小组长和村支书竟以同样蹊跷的方式与天华村永别。

（五十一）

下面内容摘自2004年5月25日的《凤凰周刊》所载《土地新用途：高尔夫球场》一文。

镇政府把祁河村的大多数农田卖给开发商修建高尔夫球场。王积京一家人感到既迷惑又忧虑。他们是中国普通的农民，土地是他们惟一的生活保障，现在，这惟一的保障正在失去。祁河村高尔夫球场其实也只是中国以牺牲穷人的福利为代价而产生新富人的无数个例子中的一个：政府官员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把农民的土地收回，然后出售给开发商，从中赚取回扣。高尔夫球场兴建于2002年，当时正值小麦收获季节，一些村民要求工程延后，让他们收割小麦，未被容许，推土机开进了农民的麦田。村民到济南市向省政府抗议，结果获得了几个星期的收获时间，以及补偿的承诺：此后五年，每个家庭每年补偿350元。工程施工时，有些村民在推土机前阻挠，很快被警察抓走。此后村民三次到北京上访，每次他们都被送回山东，交给省政府处理。王积京的儿子和几个男人到县政府门前抗议，很快被逮捕了，关在家人至今也不知道在哪里的监狱。“他们不告诉我们他究竟被关在哪里，也不让我见他。”王积京的儿媳哭着说。共产党官员开着奥迪汽车来到这里，在村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上击打着一个叫“高尔夫”的小球。

（五十二）

下面内容摘自署名晓德的《不要把弱势群体逼向绝路》一文。

看了昨晚央视《经济半小时》之后，先是悲凉，继而是愤慨，然后却是无奈。四川省资阳市为了弥补财政赤字的亏空，居然想出将人力三轮车牌照拿去拍卖的“高招”。而且对拍卖事件不做必要的宣传和公示，只在黄昏时分将第二天将要举办拍卖会的消息偷偷摸摸地张贴出来，让那些三轮车夫即使想反对也已经来不及。而该市一位陈姓副市长面对记者的镜头居然振振有辞，说该市的行为是合法的，而三轮车主们私自占有“公共资源”，政府对之已经足够宽容了！看着这位瞪眼说瞎话的官僚，再看看那些泪水写在脸上的三轮车主及其家属，不由得直打冷战。

在资阳，以三轮车为生的人，多是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和三峡移民。他们每年要交纳繁多的税费才得以在“公共资源”的马路上行使。三轮车载客是他们赖以活命的工作，如今却要被政府以拍卖牌照的方式进行掠夺。

难道今天的社会，已到了不把弱势群体逼上绝路不肯罢休的地步了吗？

（五十三）

从2002年11月至2003年8月，河南宜阳县农民王幸福通过秘密调查，发现该县13个乡镇230起暴力抗税案都是假的，无一农民真正抗税，相反，倒是存在着暴力征税。为了调查，王幸福不但花掉了两万六千元，还整天担惊受怕，怕官员与黑社会勾结施以毒手，死得不明不白。下半夜他就不敢在家里住。幸运的是，王幸福那60多页的调查报告，终于得到了某种程度的“重视”。王幸福也成了传媒热点人物。下面内容，摘自7月15日《凤凰周刊》所载王幸福调查报告：

50岁的宋妞：乡书记带领几十人手提铁棍来我村收农业税。当时手里没钱，说马上借够钱给他们。他们说：“不要了！” 不由分说闯进屋里搜了一遍。后来见屋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把耕牛牵走。我丈夫东拆西借把乡政府征收的300多元如数交上去。我去牵牛，他们不让牵，骂我：“你妈个X，你牵牛做什么？你想死！”两个人扭住我胳膊一阵痛打。我不服地说：“我告你们！”书记说：“告到中央也不怕。是上头叫我们这样做的！”

78岁的刘廉：副镇长带领身穿迷彩服、手执警棍、头戴钢盔的10余人来我村突击收税。这帮人到我家里也不说要农业税，搬起电视机就走。我给他们交了钱，他们仍不肯归还电视机。

7月16日的《南方都市报》用了三个版的篇幅，对王幸福进行深度报道。下面摘录王幸福跟《南方都市报》记者说的两段话：

“我想做什么呀？出现暴力征税，老百姓害怕呀。又打人又抓人的，我们的国家怎么能这样呢？一到11月12月，有些地方征税的声势特别大，警车乱叫，好像打仗一样，他们全副武装包围了村庄，一家一家地去要钱。”

“农民不敢抗税。第一，老百姓也知道自己该交税，自古以来交税纳粮天经地义。第二，你带这么多人全副武装来征税，谁敢抗税啊？只是有些地方，在国家农业税标准上，又加上留给自己用的附加税。对这些附加税，有的老百姓问几句，他们就说是抗税，就打人抓人。还有的农民，家里种9亩地，人家却要按照16亩来收税，农民不愿交，就打人，把人抓起来说人家是抗税钉子户。我走访下来，发现‘抗税’的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