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

东珍学校是一所民办学校，收养了20名父母双亡或单方死亡的艾滋孤儿。当《人物周刊》记者辗转找到这所学校时，已人去楼空。一个好心的知情人偷偷把记者拉到一个无人的小巷说：“一个月前，政府突然来人把学校查封了，把人带走了。孩子都回家去了。”记者了解到，政府查封的理由是东珍学校没有注册，是非法的。学校负责人找教育局，被告知注册资金要100万元。校方联系到美国华人基金会，对方答应只要这里同意他们办学，就马上把钱打到他们在美国的账户。校方再去找教育局，教育局变卦了。在解散学校时，在场一位官员回答村民关于孩子的读书问题时说：“回家去！只要在家饿不死就行！”

东珍学校的牌子被当局有关部门摘掉了，门上挂着一把大锁。

墙上，黄色的粉笔字，孩子稚嫩而工整的笔迹：“老师，再见！”

（三十六）

浙江有线四套的《纪实》栏目7月9日介绍了河南农民患艾滋病的原因，大致内容如下：

当时政府鼓励农民献血，而且做了很大的宣传，根本不是卖血，因为400CC血的补贴仅仅是48元。采血的时候不要血浆，只要血清。医院在提取血清后，把血浆回输给献血者，而这个血浆已经是混在一起的了，所以才发生了艾滋病的广泛传染。

以前人们一直认为是河南农民家贫卖血，而且是非法采血，混用针头，才造成这样可怕的后果，看来真相不是这样，或者不仅是这样。

有个网友转述了该节目中一些内容：一家十三口人，已经死了十个，活着的全感染上了；四百人的村庄，90%以上感染了艾滋病；老人悲惨的哭声……

有个网友说，以前在杭州《都市快报》上看过一个连载，说有个河南农民，找工作的时候屡屡碰壁，只因为来自河南艾滋病重灾区，他背着他的全部家当——一个蛇皮袋，黯然垂泪。

（三十七）

“大冬天里，我跟弟弟缩在空荡荡的破房子里，没有灯也没有火。我们没有馍吃，有点面糊糊吃就不错了，我们三个月没吃过盐……”15岁的王芳对于家乡河南的回忆，像是诉说上辈子的事。那个时候她叫高玉，家在河南新蔡县。被收养后，改了姓名。

王芳的父母均因艾滋病去世。

像很多河南乡亲一样，王芳的亲生父母曾在1993年至1996年间多次卖血。“采血的人根本不把农民当人看，像对待牲口一样，连针头都不换，不做任何消毒，扎进去就抽血。”一位知悉内情的专家说。

河南像王芳和她弟弟这样的孩子有很多很多。他们的父母或都因艾滋病去世，或一人去世而另一方也是艾滋病患者，无力抚养子女。

面对这一巨大的“人道灾难”，中国政府还没有足够、具体的应对措施出台，而民间的慈善救助和艾滋病人的自救自助，成为目前这些儿童的重要生机。

据称，河南艾滋孤儿主要收养地山东主要官员对此并不了解，了解情况的职能部门则态度冷漠，在户口和土地问题上没有给予起码的支持；河南当局则卡住不放，不让艾滋孤儿流入山东。采访中，百姓对政府的态度普遍表示愤怒。收养者王嫂说：“政府的觉悟还不如咱老百姓，又不用他们掏一分钱，签个字不就行了吗？”户口的确是个大问题。公安和计生部门去这些艾滋孤儿收养户查问，让百姓充满忧虑，由于怕被计生部门罚款，好几家农民愁容满面。

在河南某村的一条乡间小道上，记者看到一个10左右的孩子，推着木头车，车上坐着艾滋病发作的父亲，母亲因艾滋病去世，剩下父子俩。因天气炎热，他推交亲出来透透风。小车“吱吱呀呀”地响。

艾滋孤儿根本无力接受教育。在农村，小学每年学费约300元，中学约600元，政府规定艾滋孤儿可以减免25元。对失去主要劳动力、一贫如洗的艾滋家庭来说，这个减免微乎其微。

2001年5月，法新社报道了河南省文楼村艾滋病人及其家属进京请愿的事件，揭开了骇人听闻的河南艾滋病状况。在中国大陆，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和艾滋病有关的报道基本都和非洲联系在一起，对河南艾滋孤儿的境遇却鲜有报道，也不是没有记者关注，而是对河南艾滋问题的报道，受到地方政府多方阻挠。

“看看那些绝望的眼睛，你的后背会阵阵发凉。”艾滋专家高耀洁对记者说。

以上内容，摘自2003年5月《凤凰周刊》所载《河南艾滋孤儿境遇》和《艾滋孤儿引发人道灾难》两篇文章。

面对惨状，相片往往比文字更加震撼人心。摄影师卢广很早就开始关注河南艾滋孤儿，他的摄影作品让我一次次泪眼模糊。这里我不想描述他的摄影作品，只摘录一些文字说明：

每月挣100元，教着10个3—7岁的艾滋孤儿。

一双被冻得发紫的小手紧紧抱着课本，这也许就是这些艾滋孤儿的唯一出路了。

年幼的孩子在为父母的坟头填土。

父母感染了艾滋病，怀抱中的儿子也感染了病毒，一家人看不到未来。

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叔叔都死于艾滋病，六岁的他最终未能幸免，只有两个未成年的姐姐为他送葬。

（三十八）

据2004年8月25日《凤凰周刊》载，高考前三天的一个早晨，老师又一次让郑清名交纳他所拖欠的600多元学费，否则不能参加高考。站在全班同学面前，郑清名羞愧难当，说了一句：“我没钱。”几个小时后，18岁的郑清名走向一辆迎面开来的列车。郑清名自杀的官方报告否认学校要他付学费，称是精神失常所致。报告总结说：“学校对郑的死亡处理是客观、公正、人道的。”但亲友、同学和几位老师的描述却截然不同。他们说学校一直追着郑清名要钱。本来，郑清名的外公郑自立一直按时为外孙支付学费，但到了去年冬天，在政府修路工程打工的郑自立领不到工资了，他78岁的妻子又得了肺病，治病花光了家里的一点积蓄，所以郑清名拖欠了学费。郑清名的死让人震惊，老师们说领导关心的是如何应付外界的调查。当警察通知学校时，学校领导最先是否认郑是该校学生。

（三十九）

辽宁省辽阳市第四中学的孙大朋，接到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被要求在九天内缴交五千多元的学杂费，否则取消其入学资格。当晚，仅靠打零工维持家计的父亲服下杀虫剂自杀身亡，他留下一封遗书表示，自己没能力让儿子上学，只好以死向儿子谢罪。孙大朋眼眶通红地表示，母亲在他四岁时去世，多年来是父亲将他养大。由于家中赖以维生的农地被政府征收，父亲只好靠打零工养家。他哀痛地说：“父亲有什么罪向我谢？是我应该向他谢罪才对！”

今年9月1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对于高校收费是否偏高的问题，教育部副部长张某予以否认。张氏认为中国高校收费标准“基本上比较合理”，他说，“要讲究完整意义上的培养成本，大概一个大学生一年至少要四五万元。”

长期以来，国家垄断了教育，民间资本、外国资本难以进入教育。而政府为了转移向教育投资的压力，实行大学收费制度，使教育挣钱成为中国学校的普遍风气。

张某说“一个大学生一年至少要四五万元”，教育部规定收取学费比例是学校每生平均日常运行成本的20%至25%，这样说来，每生每年收费一万元并不高呀。只是我们能不能请教一下张某：这四五万元的所谓“完整意义上的成本”是如何算出来的呢？你们这些官僚什么时候给过公众一个明白呢？

（四十）

下面内容摘自《现代快报》所载《因家贫失学导致惨剧发生　南京六岁女童上吊身亡》一文。

记者驱车好不容易找到笆斗山，那是一处典型的外来人口聚集地。六岁女童小洁的父亲姓陶，正躺在简易床上，陶妻也躺在里面，啜泣不已。

邻居大妈哽咽着告诉记者，小洁已经是这个家第6个夭折的孩子了，前面5个都是病死的。老陶没办法只好再生，家庭也越来越穷。小小年纪自杀身亡的小洁就是后来陶妻在家里用剪刀自己接生的。

老陶说，他已经在南京生活了20多年，日子越过越苦。最近他们家靠妻子捡破烂、自己挖野菜维持生计。以往，他每天中午都会回来给孩子们做饭，但前天因为有事没回来，不料惨祸就发生了。老陶说着号啕大哭起来，而陶妻更是哭得呼天抢地，不久就哭得休克了。

那天中午，8岁的小丽见父亲总是不回来，就给弟妹们煮面条吃；吃过饭，4岁的弟弟收拾桌子，她洗碗，6岁的小洁扫地。干完活后，小丽就在桌子上练习写字。这时，小洁过来告诉她自己不想活了，想要死，小丽也没在意。过后，小洁就到院子里，爬到洗衣机上，把一条大毛巾抛到晾衣铁丝上，打了一个结，把头伸了进去。一会，弟弟小华去院子里小便，看见小洁鼻子里流血，舌头也伸出来了，他连忙把小洁的脚朝洗衣机上搬，并哭着喊大姐出来。小丽一看，吓得出门大叫：“快来救救小洁！”邻居们赶来七手八脚把孩子救下，小丽过去把手放在妹妹的鼻孔下，感觉没气了，吓得跪下拼命磕头，求大家救救妹妹。记者昨日看到，小丽的额头上还有很多明显的包块。

小丽告诉记者，小洁很喜欢上学，她们家隔壁就是一个幼儿园，小洁经常爬到洗衣机上朝隔壁看，跟着学校里的孩子一起唱歌。因为不能上学，最近一直在和家里闹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