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打算在业余时间将自己在报刊上所看到的使自己愤怒、悲哀的事情都记下来进行评论,现在才知道很难做到了,因为在公司所订的报刊中这类事情太多了,因为身体需要静养。不知是当局逐渐放开了报刊管制还是报刊市场化改革让当局逐渐失控,反正现在大陆报刊越来越敢于抨击社会不公、揭露官场黑暗了。公司所订的刊物有《凤凰周刊》、《新闻周刊》、《人物周刊》、最近又订了《东方周刊》。在这些刊物中,每期都有三分之一以上篇幅是有关官场丑闻、农工疾苦、社会不公的报道。 据8月25日《凤凰周刊》载,高考前三天的一个早晨,老师又一次让郑清名交纳他所拖欠的600多元学费,否则不让他参加高考。站在全班同学面前,郑清名羞愧难当,说了一句:“我没钱。”几个小时后,18岁的郑清名走向一辆迎面开来的列车。郑清名自杀的官方报告否认学校要他付学费,称是精神失常所致。报告总结说:“学校对郑的死亡处理是客观、公正、人道的。”但亲友、同学和几位老师的描述却截然不同。他们说学校一直追着郑清名要钱。本来,郑清名的外公郑自立一直按时为外孙支付学费,但到了去年冬天,在政府修路工程打工的郑自立领不到工资了,他78岁的妻子又得了肺病,治病花光了家里的一点积蓄,所以郑清名拖欠了学费。郑清名的死让人震惊,老师们说领导关心的是如何应付外界的调查。当警察通知学校时,学校领导最先是否认郑是该校学生。 近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率先披露,一位广西考生,已被北京某大学录取,但该校赴广西招生联络员却向考生家长公开索要10万元,否则就将考生档案退回。该考生的档案在招生过程中被该员三提两退,直到拿到家长的钱,学校才真正录取。校方却宣称这是个人行为,是孤例。此前,该联络员另收55万元招生黑钱,并没有因此被家长举报。可见,为了让孩子上一所重点大学,许多父母被非法勒索,也默默忍受。此前,好长一段时间,教育高收费屡受传媒抨击,而“7月考学生,8月考家长”这句十多年前就经常听到的俗语却只局限于民间。在此案之后,传媒又报道了几个“孤例”,招生黑幕终于从民间俗语走向传媒。 转眼间暑假结束,又有多少学生进入大学。中国从1989年起实行大学收费制度,当时每学年学费是200元,城镇居民平均年收入是1376元。200元学费加上生活费等其他开支,供养一个大学生约占人均收入一半。12年后,学费已涨到5000元至1万元,涨幅为25倍至50倍,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只增长了4倍,大学学费的涨幅十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长。有人说,提出教育产业化的初衷是将其视作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愚蠢而缺乏良知的决策者怎么就没有想到,当财富积聚到一定水平时,消费才能主导经济的增长,而学费暴涨后,老百姓就不敢花钱了? 如果继续进行公共投资,搞基础建设,经济将保持高速增长,但它将导致更多的银行坏账。中国不能一直依靠银行坏账的积累来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加入WTO后5年过渡期很快就要进入尾声。届时外资银行对我国银行体系造成的冲击,在于新的储蓄款一旦被外资银行分流,国有商业银行不再拥有稀释其不良资产的手段,有可能诱发金融危机。 据估计,多达1/3的公共投资资金因腐败而浪费掉。腐败侵占的资金,本来是可以用作医疗、教育和其他社会福利的,因此可以这样说,腐败的最大受害者是穷人。 有贪官落马,记者到他工作过的地方采访。一位官员理直气壮告诉记者:“我明确拒绝你的采访。这是我们党内部的事,不该让你们党外的人来了解。”这位官员的话让我困惑。我广为发帖求教:中共官员被审查只是他们党内部的事,我们党外的人不该了解吗?跟帖中除了骂娘,没有实质性的回答。今天偶然翻到此帖,我自己跟帖了一个答案:“他们党在中国大陆是一党独大的执政党,关乎国计民生,公众和媒体的关注,在情理之中。如果那些小党派内部出现丑闻,媒体不一定会去关注。其实,即使是无关国计民生的小党派出了丑事,有记者去采访,我想,他们也不会说出这等蛮横的话来吧,按常理,他们首先会感谢媒体对他们党的关注。” 有个叫马德的市委书记,因卖官出了名。落马后,他说:“我当上市委书记,也是出了大价钱的。”于是扯出了前省委副书记、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韩某。韩某卖官给马德时,是省委组织部长。本来,为自己的卖官行径辩解,说自己的官也是花大钱买来的,投资是为了收益,从做生意的角度来看,似乎可以减轻罪责,但官场毕竟不是生意场。大凡贪官落马,宁可背负“没有用好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这个罪名,也不会说自己的官是买来的,因为这样会更没面子,会多了一个罪名。从政治的高度来看,马德这样一咬,也有违于“稳定压倒一切”的大计。马德下属的官大多是向马德买来的,马德的官是向韩某买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发问,韩某的官又是怎样弄来的呢?经韩某之手卖出的官难道仅马德一个吗? 马德是官场上的另类。如果落马的贪官都像马德一样咬出“卖主”,那早就乱了套。 顺便一提的是,我之所以称韩某为韩某,不是避讳,而是她的大名被许多网站设置为“敏感字符”。写上她的大名,这些文字就发不出来。她的名字之所以“敏感”,不是因为卖官。买官卖官,在咱们大陆,早已是官场公开的秘密,何来“敏感”?她的名字之所以“敏感”,是因为开豪华宝马车的女人苏某,与一家卖大葱的农民发生冲突,在漫骂农妇之后上车,发动汽车,大家都以为她要倒车,而那车发疯似地连撞13人,农妇的头被压扁了。苏某说她不是故意的。由于在此案的处理上,司法不公随处可见,加之当事人苏某座驾牌号是极为醒目的“黑AL6666”,公众认定苏某必有高官背景,网上盛传苏是韩的儿媳。韩向媒体否认苏是她的儿媳。紧接着,关于此案的文字在许多网站上被删除得很干净,有关人名均“敏感”起来了。 在农村向城市低价卖粮、城市向农村高价卖工业品的时代,农民无可奈何地成为城乡“剪刀差”的牺牲品。在“经济腾飞”的年代,农民又一次被牺牲了。农民土地出让金收益分配的格局是,地方政府占25%左右,企业占45%左右,村级组织占25%左右,剩下的就是农民的。企业获取的那份暴利中,有官员的“个人份额”。 有个中心城市的工商局领导,可以在警察的配合下,带领一批在监狱中服刑的犯人,到处抢劫企业,在其辖区内横行多年。而企业不断举报、上访,居然动不得他一根毫毛,直到惊动中央高层,才引起“高度重视”。 昨天在博客中国上看到一篇原载《中国青年报》、悼念李思怡的文章,我将其转帖到天涯社区上,在天涯杂谈上被删,在天涯时空上被封。我看到其他人也转发了有关李思怡的文章,很快也不见了。我所喜爱的充满正义和良知的天涯社区,似乎早已发生了变化。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此刻,在天涯杂谈第一页上,访问量最高的帖子是《女孩,请把第一胎留给丈夫》,访问量和跟帖数分别是10765和246。 在《中国青年报》悼念李思怡的文章中,又一次让我泪不可抑的文字是:“人们发现,门上有她的小手抓过的痕迹,她的指甲有不同程度损伤,所有的柜子都有被翻找过的痕迹。她可能晚上受到惊吓曾经躲进衣柜。从粪便被小心地放在卫生纸里的状态看,这个小女孩一直在求生,并慢慢死去。她是被活活饿死的,饿死在‘太平盛世’的年代!” 我不忍再对李思怡在饿死之前那些日子的苦苦挣扎做任何想象,我不忍摘录记者对李思怡那个小小尸身的描写,请让我把眼睛转向下面这段话,并将心灵难以承受的悲哀转化为咬牙切齿的愤恨吧: “……晚上22时左右,城郊派出所出动两辆警车押送李桂芳和另一名吸毒人员去成都戒毒所。李桂芳拉住车门不肯上车,哀求王新让她先回家安顿孩子。上车后,她仍不断地请求路过青白江时让她回一下家,把孩子安顿好了再跟他们走。她还请求王新给她姐姐打个电话,请她帮助照顾一下孩子。但是,尽管李桂芳不断重复她的请求,就是没人理睬。从金堂县到成都,青白江是必经之路。李桂芳对这条路很熟。当她发现车已经过了青白江时,开始用头连续猛撞车门。在这种情况下,王新终于同意打电话。李桂芳告诉了王新她姐姐家里的电话号码,王新让同车的卢晓辉给李桂芳姐姐打电话,卢晓辉打通了电话,但是没人接。王新又让卢晓辉打通了团结村派出所的值班电话,接电话的是穆羽……团结村派出所知道李桂芳被强制戒毒,也知道李桂芳家里的情况,而团结村派出所距离李桂芳姐姐家不足200米,距离李桂芳家也仅仅一个街区,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做。在戒毒所办理完各种手续之后已是6月5日凌晨。在王新离开戒毒所之前,李桂芳再次哀求王新落实孩子的事情。王新等人返回金堂县,再次路过青白江时,还是不肯停下车。” 我又写了一个分行排列的帖子: 李思怡/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想起你/我的心痛一点没有减轻/其实用不着去想/你的名字总会在某个时候掠过我的灵魂/让我在女儿的幸福中泪流满面/我一次一次地举手向天/我恳求上苍/如果人有来世/就让你做我的女儿吧/我要将这个世界欠你的一切/都还给你/尽管这个世界/越来越像穷人的地狱/但只要有我在/你的童年就会有面包牛奶玩具和笑声/为了你/我会小心翼翼做人/遇到警察和恶棍/我会远远地躲开/即使我无辜被捕/为了你/我会拼将一死/就算我不能脱身前来救你/也要死在你前面/让我的灵魂来陪伴你度过人生最后时光 这个帖子在天涯杂谈发表后,很快有了十多个跟帖,但不久便沉下去了。我将它顶起来,不到一分钟,又不见了,翻了好几页才找得到,不知是不是管理员把它压下去的。有个跟帖这样说:“这个帖子还没有打情骂俏无病呻吟的帖子人气旺,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悲哀!我不哭,不能叫眼泪把视线模糊了,我要睁大眼睛,看清这个世界。”我在网上发稿,常常会有类似这样的跟帖:“这个帖子怎么没有矫情造作的帖子人气旺?”在大众化的论坛上,你不可能希望我的帖子会被热捧,访问量上千、跟帖几十就不错了。跟帖虽不多,但支持率很高,这比跟帖虽多,但都是帖友们在扯淡对骂或为女楼主争风吃醋要好得多。我也会去点击那些热帖,以此了解世态人心。我知道哪类东西会被热捧,但我永远为自己的心灵写作,不为别人的眼球写作。当然,我也希望我的心灵写作也能吸引眼球,但我绝不为了人家的眼球而放弃自己的心灵。 (2004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