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笔者快要写完此文之时，却发现它可能已经失去时效。

据7月17日《南方都市报》时事评论《“准生证”成“下蛋鸡”之后》一文称，近日，信息产业部与原国家计委在1998年下发的5号文件悄然失效，有关部门决定取消手机生产市场准入审批，有传媒颂扬“这是政府贯彻《行政许可法》主动开放市场的又一个实例”。

按此文所述，手机牌照是“完成其历史使命”了。

从手机牌照，笔者还想到了书号。控制书号的本意或许是为了控制出书数量、提高出书质量吧。但是事实上，一个书号一万元至一万五千元，只要你愿意买书号，质量再差的书也可以出版。

凡国家垄断和需政府管制、官僚审批的项目，几乎没有不偏离原定轨道、不产生腐败的。国家垄断医院、教育，医院和教育高收费、乱收费。国家垄断土地，房价居高不下。而这些钱并不是收归国库，而是进入少数人的腰包。就说土地政策吧，是中国以牺牲穷人的福利为代价而产生新富人的无数种方式中的一个：官僚们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把农民的土地收回，然后出售给开发商，给予农民的补偿金很少，上交国家的钱也很少。国家垄断彩票市场，出动大量警力打击“私彩”，结果，彩票沦为一些人骗钱敛财的工具。再说股市吧。7月24日，《南方都市报》社论《上市公司整体失信，股市危机难见转机》一文称，中国全部上市公司信任度平均值为35.6%，最高值为51.85%。上市公司为何整体失信？不管是中介机构还是上市公司，政府都一直实行严格地进入管制，结果管制成为一种权力寻租活动，证券监管机构成了金融业腐败最严重的部门。政府的管制、官僚的审批还总会产生逆向淘汰机制。申请上市的企业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进行“公关”。那些真正具有赢利能力的遵纪守法的企业，不愿意从事这种公关活动，因而无法上市。

据《南方都市报》7月27日载，《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事实上，政府审批政府投资的项目，出现巨额亏损的案例还少吗？官僚们“自己”的投资都搞不好，还要来审批社会投资，脸皮也未免太厚了吧！市场本身却内在地具有甄别和筛选投资活动的功能，市场比官僚更清楚哪里需要投资。对企业家正当的投资和生产活动进行限制、审批，是不合乎市场逻辑的，除了制造贪官之外，很难说有什么好处。当然，一个社会所追求的价值是多元的，不可能完全按照市场逻辑运转，因而，政府的管制和调控，可能也是必要的。但这种调控和管制，应当具有法治的美德。调控应该是公平的，普遍适应于每个人，而不能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增进另一部分人的利益。

真正的市场经济向来是反对市场准入管制的，因为管制是正当市场竞争的天敌。而我国，曾经受管制的和还在继续受管制的，何止手机一个行业呢！不能不正视的是，在腐败现象层出不穷的体制中，种种市场准入管制几乎都带来“权力寻租”，紧接而来的便是扼杀企业创新精神，造成国家税收流失，损害社会公正，导致行业竞争秩序失范。

（200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