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还被拿去做什么呢？给人民公仆不断加薪吗？给公仆们补贴移动通讯费吗？注入国有商业银行以剥离不断注资不断扩大的呆坏账吗？支付公仆们每年赴海外考察所耗公款2500亿元、每年吃喝用去公款3000亿元、每年公车消费4000多亿元吗？

公务员的工作报酬取之于纳税人交纳的税，是纳税人雇请了公务员，以常理论之，应该给作为雇主的纳税人参与确定购买公务员服务价格的权利。可是公务员的工资一直是上头说了算，要升多少就升多少，要增加一倍就增加一倍。公务员提供的服务其实也是商品，现在公务员队伍已十分庞大，想做公务员者显然大有人在，因之可以说属于买方市场。纳税人作为购买公务员服务这一商品的买方，不但对商品价格有发言权，而且在商品质量方面也完全有挑选的权利。可是，时至今日，我们有吗？

写到这儿有点累了，随手翻阅近期《南方都市报》，便发现刘洪波《最不诚信者何能唤诚信》一文，正好借来一用：

“诚信”，前两年是狠狠地被呼唤过一阵的，甚至高考作文都用它来做题目，还有一些地方政府明确提出要把自己的城市建成“诚信城市”。不知怎么回事，这两年又不太说“诚信”了。说过一阵子的事情，忽然不说了，情况不外乎几种：一、情况好转了，突出问题不突出了；二、忘记了；三、无所谓了，没有信心所以也没有兴趣说了。现在不说“诚信”，属于哪种情况呢？大概不是“诚信社会”已经完成了吧。

建设社会诚信，最起劲的倡导者总是以民风商风为主要对象，说民众如何不诚实，做生意的如何不公平交易。然而，政府呢？

政府官员弄虚作假的事例太多了，作者只是举了最近发生的几个例子：某县山上没有草木，县领导决定将山体用颜料染绿以“绿化”，后因颜料渗到土里后呈现不出草绿色，只能迅速铲掉；阜阳伪劣奶粉大行其道，毒杀婴儿，长达一年多时间，后因“中央”传媒报道引起高层重视，该市某县工商局紧急集合各工商所，临时赶制140多起查处劣质奶粉案的卷宗，以表明他们的工作到位……

最后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这个社会为何谎言鬼侃大行其道，根本原因不在于民众无信、商人不诚，而在于官吏在官场上示范了整套弄虚作假的把戏。

我曾热衷于购买彩票，我在文章中说过：“因为这个社会公正公开的事太少了，所以彩票如果能真正做到公正公开，会使人对社会公正产生信心。”可是，彩票疑案已经出了几桩，某体彩中心一位工作人员在传媒上说：“国家为了公益事业而发行彩票，却成了一些人赚钱的工具。比如他们搞二次抽奖，让中奖的彩民上台摸大奖，却在奖球上做手脚，把大奖拿走。” 最近西安所出的一桩彩票事件，比较轰动，对我也有所影响，我在网上给犯事者发了一封公开信：

……我对你的情况是很同情的。像你这样发行彩票的，不知有多少人。行有行规，隔行如隔山，我对你们这一行的内幕并不了解，也不想向你打探。我只知道，在我国，在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中，各行各业各界失足落马的，总是“极少数”，总是冰山一角。偏偏别人不出事，就你出事，这公平吗？其实你也不是第一次出事了。2000年彩民李选利在进入二次抽奖时，公证人员和工作人员都说里面有7个奖球，但是李选利摸的时候却发现里面仅有3个奖球。李选利中了一个5万元的奖，但是在体彩中心出现的却是李选利中奖20万元的公证书。当时这件事，省体彩中心也不是没有“调查处理”过，结果你一点事儿都没有，照样承包彩票发行。可这会，刘亮那小子以死相拼，引来了那么多群众围观，引来了记者，这回要封锁消息，就不那么容易了。好多事，坏就坏在不顾“稳定压倒一切”方针的记者身上。一被传媒曝光，各地报纸尤其是那些政府目前尚管制不了的互联网争先转载，一下子传遍全国，各地彩票销售也深受其害。在我国彩票是官办的，是以政府公信力为保证的。其实，现在政府在人们心目中的公信力有多大，没有这方面的民意调查，谁也说不准。人民相信政府，也许是出于惯性。更主要的是，我国只有官办彩票合法，政府打击“私彩”，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谁想买彩票赌一下运气，只有“公彩”可买。你看，被你搞糟了是不是？我国彩票事业因为你这一案件所蒙受的损失，不可估量。比如笔者，买了几年的彩票投进几千元，今后就不想买了。政府不准“私彩”存在，官办彩票却可以承包给私人，却不向彩民说明，仍以政府的名义发行，而且没有什么监督机制，官商勾结大骗彩民钱财。

本来写此信，只是想慰问你，对你表示同情。但写到这里，还是忍不住要批评你几句。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奖者都是你事先安排好的。那天你做手脚时，拿错了信封，致使刘亮瞎猫碰上死老鼠，摸到了大奖。刘亮前来领车时，体彩中心说刘亮所交的彩票是假票。刘亮爬上6米高的广告牌，想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此前你已成功举办过六次彩票发行，返还奖金共2600多万元。由于刘亮这件事，“唯恐天下不乱”的记者们寻根问底，却怎么也找不到以前累计共2600多万元奖金的那些获奖者，也就是说，奖金不知去向。这次共奖出4辆宝马车，也已有3辆“奖”给你的人。剩下这1辆就当是漏网之鱼奖给刘亮吧。可你却不这样做。你胆子也够大了，简直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人家明明中奖了，票也验了，公证处也公证了，你偏说人家所交的票是假票。奇怪的是，当你说刘亮的彩票是假票时，公证处却成了哑巴，真不知他们在公证什么。说怪也不怪，2000年李选利那桩事，公证处不是也在公然说谎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虽说可能已经被你蒙骗了六次，但这一次你分明不是骗，而是明目张胆地耍赖。我当然知道你有来头，不然，2000年李选利那桩事，你就已经栽了。现在，他们不是不愿保你，是保不住了，是事情闹大了，总得弄个替死鬼出来是不是？反正你不是体制内的人，是个商人，政府部门是廉洁奉公的，社会风气就是你们这些商人搞坏的。现在已经查出来的有，体彩中心有个官员“借”了你一辆车，那就还你吧，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其实好多人是不愿意你栽了的，因为你栽了，是给彩票事业抹黑。可是现在弄成这个局面，有什么办法呢？

重新把上面这封信看了一遍，飘忽不定的思绪又转到一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上，仔细一想，看似互不相关，却都有关“官方公信力”。

2003年11月1日，湖南有一位县委书记在高尔夫球场上意外受伤死亡，官方的说法是：该书记“因公殉职”，他与几位来投资的企业家在高尔夫球场上谈判，谈判完成后，该书记在返回途中出了车祸。可是官方传媒报道后，在网上却引起广泛的质疑。人们质疑的原因，一是谈判的地方为什么会在高消费的高尔夫球场；二是对“官方说法”的不信任。

说到“公仆”的“因公殉职”事件，便不由得想起《凤凰周刊》2003年第32期的一篇谈论这些事件的文章。该文举了不少“因公殉职”的例子，我信手摘录几个：一、2000年12月7日，云南省永善县乡镇企业局局长杜某和县经贸委主任辛某等人到歌舞厅娱乐，杜因饮酒过度而死亡，因死者家属闹事，歌舞厅女老板被迫服毒身亡。据知情人透露，如果不是歌舞厅老板被迫死扩大了事态，县委已经在为杜申报“因公殉职”了。二、不久前安徽省岳西县某镇委书记王某，替镇建筑队出面宴请作破产企业资产评估的法官，豪饮七瓶白酒致死，有人认为，这也是“因公殉职”；三、据2000年11月1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安徽省东至县财政局江某到合肥出差期间嫖娼，因发票问题和三陪女吕某发生争吵，被吕某的男友刺死，江某被认定为“因公出差，以身殉职”，县财政局成立治丧委员会，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发票问题让人费解，向单位报销嫖资的官员大有人在，一般都是把它加在其它费用的发票上，像江某向三陪女要发票之举，真有点匪夷所思了。

上头不时会在表达方式上换点花样，比如为加强语气而大搞排比句式，但不管表达方式多么优美，都是些老话。说归说，做最做，只闻雷响不见雨，这些老话也就成了套话、空话、废话、假话。如果你是体制内的人，你不管听得多么厌烦都得作津津有味状，作恍然大悟状，作备受启发状，作深受鼓舞状，还得不时地热烈拍手掌，有时还要你写些听后感、学习心得之类。大家的日常工作都得附丽其上，好像没有上头这些话的指导，本来应该做的事都不去做或者做不好了。传媒的报道也喜欢把一切好人好事都附丽其上，或者为完成政治任务，去炮制些好人好事来附丽其上。这些假象搞得一些不谙中国国情的外国记者，也来凑这个热闹，我曾看到一位外国记者报道称：几乎一夜之间，某某理论走上街头巷尾，走进小镇山村，某某理论的大幅宣传画在繁华地段、交通要道上树起来了，乡村民宅的墙上也用石灰或油漆刷上了宣传某某理论的标语，大家都在学习某某理论，大家都在议论某某理论，大家都在实践某某理论，你随便挡住一位上街买菜的妇女，她也能背出某某理论。当然，客观地说，一些从“为人民服务”变化过来的话语，天天讲处处讲，也不能说一点好处都没有，社会底层的人们听到了，会说，上头说得多好呀，上头还是关心我们的，是代表我们利益的，只是下面的领导不好，没有听上头的。什么体制、制度呀，老百姓可没有想这么多。我春节期间在家乡，与父亲和两位哥哥，争论的就是这个问题。普通老百姓骂的，总是基层贪官，他们很少会去想想，这些贪官是从哪儿来的，是谁派来的，是怎样产生的。贪官落马，官方的说法也总是把责任往人民头上推，说某贪官“没有用好人民给他的权力”。贪官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吗？这个问题他们不管，反正他们就是要这样说，客观上是人民给贪官权力，主观上是贪官没有正确对待这个权力，与制度、体制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