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湖北省下岗职工上访者杨培权先生在天安门广场自焚受伤。

近一个时期来，北京天安门前多次发生上访者自焚事件。

不要过分地谴责这些人吧，更不要急着寻找罪名给他们定罪。以常理论之，他们不到万不得己的情况下，能采取这种极端的做法吗？

近些年来，拆迁纠纷、土地纠纷及因此而产生的上访不断。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地方的拆迁、征地，常带有公益性和国家建设的大名头，由政府规划，由行政部门出面，有时还动用警察，有些开发商、施工方甚至动用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迫迁或强占土地（如10月20日江苏东海县牛山镇葛宅村发生的纵火案，见前文），使无任何背景的城乡居民，陷于无依无靠的弱势地位。在这种强弱悬殊的格局中，弱势一方大吃其亏，当然要申诉。当他们的合理申诉长期得不到解决，当他们一次次的上访无果而终（有些地方对上访者以扰乱社会稳定的罪名进行关押），他们只好拿出自己的生命作最后一搏。上访的事由暂且不论，就说他们这最后一搏，只是自焚，并没有伤害别人（包括他们的对立面），这不是他们一个很值得同情的地方吗？

据2003年12月4日《南方周末》载，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近日在接受《半月谈》杂志采访时指出，自1993年全国群众来信来访总量出现回升以来，已经持续上升了10年。今年以来，信访总量仍呈上升趋势。据调查分析，在当前群众信访特别是群众集体来访反映的问题中，有80%以上是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的，有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有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

（二十九）

11月5日凌晨，在都江堰中兴镇老桥头一条长约200米的街上，一名女子被歹徒追杀，发出撕心裂肺的呼救，整条大街的居民听到了呼救，却无人开门救援；唯一还开着门的店主居然马上拉下了卷帘门。这名女子最后在绝望中被暴徒殴打致死。

这条街叫商业街，店铺林立，还有一家农业银行。

一位杂货店店主对记者说，5时许，他正在楼下睡觉，约50米外的桥头突然传来一个女子撕心裂肺的呼救：“救命呀!抢人啦！”呼救声显得异常恐怖，但他当时以为是疯子在胡闹，加之身体有点不舒服，所以就没有起床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6时左右，对面一卖肉的敲门叫他：“任师傅，快报警，有个人死了!”他才赶紧开门出来，看到一名女子满脸是血地躺在他店子斜对面一诊所外，已经死了。那女子20多岁，穿黄色夹克、牛仔裤，拳头紧握，脚缩成一团，显得痛苦万分。任说，当晚他有一个朋友住在他家楼上，起来看到了当时的情况，说歹徒最终将该女子的白色挎包抢走，歹徒离开时显得很从容。任某指着隔壁店铺一男子说：“他当晚也看见了整个过程。”但这名男子拒绝采访。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那名女子遇袭时，整条大街一团漆黑，只有一家卖馒头包子的小食店开了门，有灯光。但店主肖某不但没有制止暴徒行凶，反而拉下卷帘门明哲保身，那名女子最后绝望地死在他隔壁诊所外。在一个茶铺内，肖某接受了采访。据他介绍，他是凌晨4时55分开的门，当时刚把煤点起，就听到桥头传来女子的呼救声。他循声看去，发现有两人在桥头扭打，凶手似乎想把那女子抛下河去，但被女子挣脱了。“那女的就往我这边跑，我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就把卷帘门拉下了。”肖说，那女的见他把门拉下，估计很绝望，突然在他门外滑倒。他在卷帘门内就听到外面传来砰砰的殴打声，那女的叫了3声“救命”，然后传来“哎哟”声，20多分钟后，呻吟声渐渐停了，外面终于安静了下来，他也不敢开门。凌晨6时许，他听到外面有人扫地，就赶紧让扫地人报警。很快，中兴镇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对于拉下卷帘门的举动，肖似乎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安。他说，现在社会比较乱，外面又没有路灯，整个过程持续了1个小时，也没有一个人喊一声。“不是我不救她的命，我也要有自我保护意识!如果我把门打开，凶手把我杀了怎么办?”肖还说，他当时也没有电话，所以报不成警。

当晚另一目击者姓岳的老婆婆说，她由于失眠，也听到了救命声，她想起来看，结果被老伴骂了回去。给记者提供新闻线索的男子也说，当晚他们很多人在对面楼上目睹了整个过程。

离开中兴镇时，记者在老桥头看到了都江堰警方的协查通报。死者的身份尚未确定。在通报上，张贴了两张死者死时的照片，其状惨不忍睹。

整整一个小时，孤身无助的外地女子在“集体无意识”的冷漠中被残忍杀害了，一起死去的，还有整整一条街躲在门后的良知。漆黑中的一盏灯光，一扇打开的门，曾给了死者多大的希冀?当这希望之门被砰地关死，门里面那颗因恐惧而跳动的心，是否敢听听死者染血拳头的哭泣?

并不一定要你指责冷漠，其实给更多漆黑的小街安上路灯，让更多人拥有报警的电话和报警的勇气，也许比怒火三丈的谴责更有建设性。

并不一定要你一怒拔刀，其实一声呐喊，一个报警电话，也许就能唤醒许多沉睡的良知，汇成千夫所指歹徒胆寒的怒涛。从犯罪心理学来说，寂静和黑暗能大大增强罪犯的能量，而环境的剧烈变动、强光巨响都有可能让极度紧张敏感的罪犯中止暴行。其实很多时候，一点血性就能救人一命。

上面这些内容，摘自记者代建军、周祺的报道。

看完这篇报道，我深深地痛恨没有人性的歹徒，更痛恨恶化的社会治安；我深深地为这女子悲哀，更为这世风悲哀！

在我要谴责别人时，总要先想一想，如果我是他，会怎么做？

如果我是小食店店主肖某，我在听到桥头传来女子的呼救声，并看到两人在桥头扭打时，我也许不敢一个人跑向凶手，我会拿起一根木棍或店里其它可当作武器的东西，走到大街上大声喊叫，最好喊那些熟悉的人的名字，以自己的名义向邻里街坊求救，人家会置之不理吗？也许这样一喊叫，再加上那女子挣脱后向自己这边跑过来，说不定那歹徒就不会追过来了。如果那歹徒居然追了过来，而人们居然没有一个人肯出来救援，那么在女子与歹徒搏斗时，我还可以抡起木棍什么的帮上一把，自知不是歹徒对手再与女子一起边逃跑边继续呼救也不迟吧。

可怕而可悲的“集体无意识”！在这种状态下，再多的人也只是“一个人”，两个鬼子兵可以像赶羊一样将一群人赶去屠杀，两个歹徒可以当着一车人的面轮奸一个少女并洗劫一车人的财物……也许这一群人、这一车人中的一些人，处在某种“集体有意识”的状态中，也可以是个英雄。

英雄与狗熊的不同，有时仅仅是一转念间的迥然；英雄与狗熊的距离，有时仅仅是一步之遥。

而有时候，一个偷单车、摩托之类的小偷被几个保安捉着打或绑着打，整条街整个小区整个单位的人“见者有份”，个个奋勇争先，你一拳我一脚，你一棒我一棍，把小偷打至断气似乎还不过瘾，来得迟的还要往死尸上踢上几脚。一个个打得眼放绿光，兴奋异常！

可怕的“集体无意识”！

可恨的生命冷漠症！

（三十）

“生命冷漠症”出现在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医护人员同时又是享有财政补贴的事业单位人员身上，则更为令人发指。

下面所述的是发生在四川省隆昌县的“医院丢弃病人”事件。

警察给县人民医院送去了一位生病的老人，医院开车把病人远远地运到野外丢掉。

老人命不该绝，又遇好心人，将其送到县中医院。

老人居然又被县中医院丢在城外野地里。

两家医院不约而同地丢弃了同一病人，丢人的原因也一样：“以为是叫化子。”无现钱不开药，甚至把病人拒之医院门外，这似乎已成“行规”，因此以为病人是乞丐就将其丢在野外，似乎没有什么不好意思了吧，这两家医院在说出上面这个原因时，也许还是理由十足的语气呢。杂文家何三畏说：“两家医院不谋而合地做出同样的选择，似乎也不能说是某一个人的错。”只是“好事者”将其见诸传媒，“才令人惊觉有什么不对劲儿”！

如果故事到此为止，那当然是个令人流泪的人间悲剧。可事情的变化却给人一个啼笑皆非的结局。原来老人的儿子是本县某局局长，“丢人”的中医院急忙去把老人“捡”回来。至此，这位被一丢再丢、丢在野外50多个小时、已经奄奄一息的老人受到了“干部似的医疗待遇”，被免去一切医药费。

（三十一）

对他人生命的冷漠与对动物的残忍一样，都是反人道的。

据报道，有的省份的牛和猪在被屠宰前90%以上都要遭到被注水的命运。

请看他们是如何注水的：工人们将一根长1.8米、比拇指粗得多的塑料管通过牛鼻孔硬插到牛胃里，然后接通水管强行灌水。几个小时后，这些活牛被灌得七窍流血，肚子滚圆，四脚朝天，直翻白眼，发出痛苦的哀鸣。接着，屠夫们将一根十多厘米长、小拇指粗的锋利钢管生生插入牛的胃里，为的是放出气体继续灌水。在长达数小时乃至十几小时的灌水过程中，牛处于难以想象的痛苦之中，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针对这种情况，学者莽萍说：

“在传统中国社会，人们非常敬重牛的劳动。许多老辈人看到牛勤奋悲苦的一生，不忍食用牛肉。这在中国是长久以来就存在的传统，是讲究仁者爱物的文化的体现。现在，即使肉牛是专门供人食用的，人们在屠宰时也应考虑尽量减少其痛苦，以人道的方式为之。然而今人竟要在其死亡的痛苦上，再以难以想象的折磨和苦痛加诸活泼泼的生命，这需要怎样冷酷的人性才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