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村的村长名义上也是选举产生，但村民对候选人如何产生一无所知，似乎是某特权集团指定，而且是定额选举，村民选也是他，不选也是他，得票数也不透明，因之村民投票热情很低。保安队形同村长的打手。权力失去了约束，本来道德并不很坏的村长及其内阁成员，也逐渐蜕变成村霸。他们越坏越害怕言论自由。他们以村民名义办了一份报纸，报纸的人事权与电视站、广播站一样，紧紧控制在他们手里。他们还不放心，实行新闻审查制度。报纸不受村民欢迎，没有发行量，村长用行政手段帮助发行。报社亏损也不怕，有村财政支持。于是媒体不用做到用户（读者、观众、听众）满意，只要做到村长及其内阁成员满意就好了。他们也强调與论监督，但只是监督老百姓、监督“麻烦制造者”和“不安定因素”，偶尔也会“监督”一下中下层干部，但被“监督”的干部只是些“权力斗争的失败者”、已被列入“黑名单”的失宠者。村长后来为显示开明，逐渐增大媒体的权力，然而，根本不用考虑用户是否满意的媒体们，也大搞权钱、权色、权权交易。歌颂的，有人“花钱买见报”；批评的，有人“花钱买不见报”。乙村媒体还特别注重宣传干部们的“优秀品质”，不把他们当人，而把他们吹嘘成没有人性的各种弱点的“超人”，不贪财不好色，公正无私，以身作则，先进模范。于是村民们看到的是：媒体上报道的是一套，实际情况是另一套；村官们说的是廉政爱民，干的是男盗女娼。既然一再强调干部是模范，村民们也就以“模范”为榜样。于是，社会诚信大大丧失，村民道德严重滑波。

上述种种，明明是制度使然，乙村当局却搬出“村情论”，说甲村村民文明道德，民主意识和参政能力强，乙村村民文明程度不高，道德素质差，缺乏民主意识和参政能力，不能搞甲村那一套。于是便有人“对症下药”，抛出“以德治村”的战略决策。结果是，乙村干部们把腐败进行到底，却要村民“重建道德”，谁尿他那一壶！

（十九）

问：你说你抨击腐败，其实是源于你对极端贫困的弱势群体的深切同情，因为你看到两者间的联系。那么，请你具体说一说，两者间有什么关系呢？

答：弱势群体的极端贫困有许多因素，但官员腐败是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比如某国营企业被贪官搞垮了，或者还没有垮，就被贪官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贱卖了，辛辛苦苦把青春都贡献给这个企业的四五十岁的工人下岗了。工人们到了这个年龄，家庭往往上老下小，社会上就业形势又比较严峻，连年富力强的大学生还有找不到工作的，你说他们找工作容易吗？你说他们的贫困与贪官没有关系吗？也许你还会问：“有些贪官的赃款是卖官得来的，从没拿过老百姓一分钱，没有挪用、贪污公款，没有在工程款上拿回扣，你说他的腐败与老百姓的贫穷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举例说明吧：国家级贫困县靖宇县出了个贪官李铁成，他在担任靖宇县副县长、县长、尤其是县委书记期间，该县众多干部为了“政治前途”纷纷向李行贿。这些向李买官的人，能好好工作，带领靖宇县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吗？“投资”当然是为了回报，他们向李买官的金额高于他们的工资，他们能不利用手中资源谋取私利吗？级别较大的官手中资源较丰富，不用直接在老百姓身上榨取，而级别低的呢，有些就只有搜刮民膏了。“苍蝇飞过捻条腿”，什么救灾款、扶贫款之类要通过他们一级一级的手发到老百姓身上，能不大打折扣吗？

再举个例来说明官员腐败与百姓贫困之间的关系。国家通过发行国债筹集资金，拨到各地搞建设。假设拨给某地五千万元吧。如果某地实实在在地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那么，在我看来，有下面这些好处：建筑工人、建材业工人有活干、有工资奖金可领了，建筑商和建材生产商、经销商有钱赚了，这些人有了钱，就有了购买力，各行各业也被带动起来了，经济也就增长了；由于基础设施齐全，投资环境改善，招商引资也招来引来了，经济增长也就进入了良性循环。然而，某地领导与建筑商勾结，这五千万元用到实处的不足一千万，其余的钱被分掉了。如果被分掉的钱不是过分集中在个别人手里，而且还是放在某地消费，那么某地除了投资环境得不到较大改善之外，各行各业尤其是色情业还可以由于贪官们的消费而得到一点好处。然而那些钱却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且被放到国外银行去了。于是，某地不但没有引来外资，而且有大量资金流失到国外。顺便一提的是，钱被卷走了，国债由谁来还，当然是国家，国家的钱从何而来，当然是财政收入，财政收入从何而来，当然是取之于民。也许有人会说，多印一些钞票出来，不就可以还债了吗？如果是这样做，那么老百姓手上的钱就被摊薄了。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有多少是正常的市场风险造成的，有多少是腐败造成的？为什么不肯同流合污的正直企业家孙大午要贷款那么难，迫使他干了一件没有使任何人受损却使许多人得益的“违法”的好事，使他在被羁押近半年后被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3年有期徒刑，缓刑四年（该案备受关注，茅于轼说它“标志着支持正义的斗争在中国现状下能否得到成功”，那么这一结果标志着“支持正义的斗争”是成功还是失败呢？）？1998年，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国债，用于补充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1999年通过国家财政拨付资本金、人民银行提供再贷款、发行金融债券，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4亿元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据官方公布，目前四大行不良资产又达到2万亿，这又将如何解决，又要靠谁“买单”呢？

（二十）

问：常常看到你在网上义愤填膺地抨击那些落马了的贪官，何必呢？如果让你当官，你敢说你一定不贪吗？

答：在网上看文总有点浮躁，你一定没有仔细看过我那些抨击落马贪官的文字。我与那些落马了的贪官并无仇恨，他们已经落马，处于劣势，此时再来批判他们，实在有点“势利”。然而，我拿他们说事，只是借之抨击让“极少数极少数”贪官层出不穷的制度“不够完善”。

如果让我当官，我会成为贪官吗？在对官场生态有所了解之后，对这个问题便不敢凭主观一口说不。也许有人会说，如果你自己当官也可能成为贪官，那么你骂贪官，不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吗？不！我骂贪官绝不是“酸葡萄心理”作怪。如果让我当官我也会成为贪官，那么我更要抨击产生贪官的机制。

在企业任职也可以考验一个人贪不贪。我2001年至今任某公司助理总经理兼企划部经理。助理总经理协助老板负责全面工作，要以权谋私是有条件的，比如对各经销商的扶持是可以权钱交易的；企划部负责广告策划，是花钱的行当，宣传品的印制、广告的投放，在某些人看来是可以索要回扣的，但我却是从来没有拿过一分钱回扣，吃过一顿请。当我与那些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说起我每年经办的项目多少钱却从没捞过一分钱，他们用十分怀疑的眼神看我，当时我恨不得向他们吹牛说捞了多少，用谎言来表现诚实。客观地说，以前我不要回扣，可能多少有点怕被人知道而丢了饭碗。但现在廉洁似乎已经融进了我的个性。我屡次想辞职，完全可以排除我不贪是因为怕丢了饭碗的可能。我还通过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度，来约束包括自己在内掌权的人，在订立制度时我喜欢把掌权的人包括我自己都假想成总想贪污受贿的人，力求事事有人监控，滴水不漏，不会让任何一人一手遮天，也就是说，尽量不给任何人犯错误的条件。比如我要印刷一批物品，我会请一些同事多介绍一些印刷厂来谈，由讨价还价比我强的同事谈价，由我最后选定一家价钱最低的印刷厂，然后在印刷质量上把关。我觉得好多时候争权是为了夺利，专权是为了“专利”，当然有时也是为了巩固或提高自己的地位吧。我不争权，或许也有在企业中“官至极品”、且常有其它企业以较高待遇拉我使我动过辞职之念的缘故，因之我除了承担责任、尽力尽职外，从不争权专权，总是主动分权，发扬民主，从不对发表不同意见或制约着我的权力的同事心存芥蒂。当有些项目由我一手操办，缺乏监督机制时，我将其透明化，让同事们去探听，去议论，相当于用舆论监督来弥补制度的“不够完善”。顺便一提的是，我越不争权，权力好像更牢固，这当然源自老板的器重与几位主要同事的支持。有两位部门负责人到老板面前提议为我大幅度提薪并形成事实，这是让我深为感动的支持。

我也是爱钱的，也有过几次吃回扣的“疑似案例”。那是上世纪末，我偶尔为朋友公司编一本《电子商情》，并联系印刷，比朋友公司自己联系的印刷，质优价廉得多。印刷厂把我当兼职业务员，给我业务提成，我光明磊落地向朋友说了。本来，朋友是应该给我编校费的，知道我有了提成，就把编校费省了。也就是说，我从中赚的那点钱，既是业务提成，又是编校费，说它是回扣，实为吹牛。我曾这样想，如果谈价时并没有索贿，一心一意砍价，业务完成后质量也合乎要求，对方为感谢我在合作过程中给予的帮助，或者是为了以后继续合作，给我一点什么，我会收下的，因为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合作过的一方也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收到，我或者请同事吃饭，或者交给老板，让他当成奖金发给我。在官场上，这种收入更要上交，不然就是赃款。但我却是至今没有收到过这等好处的。我之所以要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我发现，收贿往往有索贿在前。

然而，像我这样的人，一旦混进官场，也可能是个贪官。比如：我也有上进心，也想官越做越大，起码要保住位置，也得向李铁成们行贿呀。就算我不求上进，倘若落进集体腐败的环境，我不腐败行吗？倘若同事们的日子一个个比我滋润，只有我守着一份工资过日子，我心里不会失衡吗？就算我定力好，人家也会看不起我呀。我不贪图物质享受，却是不愿被人看不起的。就算我安贫乐道，大家都在捞只有我不捞，这不是与潜规则过不去吗？这不会对人家产生妨碍吗？人家容得下我吗？也许你会说，跟腐败分子做斗争。怎么斗争？你级别比人家低，当面斗不过人家，举报吧。河北省唐山市原新区物价局副局长李瑞芳举报领导的经济问题，遭打击报复，被判有期徒刑6个月。检察院的人对记者说：“李瑞芳的案子我们心里有数，但领导让整他，谁敢不做？至于举报，有人想保那些人，怎么举报也没有用！”把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拉下马的郭光允，被整了8年，九死一生。在这8年中，郭光允两次遭遇暗算，1995年11月被关进看守所，后被判劳教两年，1996年11月因中纪委出面调查而暂时被保外就医。2003年8月9日，中纪委公布程维高的腐败情况：程在担任河北省主要领导期间，插手行政事务，为他人和其子谋利，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放任配偶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违纪甚至违法犯罪活动；利用职权对如实反映其问题的郭光允同志进行打击报复；前后两任秘书违法犯罪分别被依法判处死缓和一审判处死刑，程对他们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犯罪活动负有重要责任……对程的处理至今公布的是：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撤销其正省级待遇。这就是用挨整8年、差点丢了命的代价换回的“胜利”吗？郭光允说：“我当时压根儿也没想过要扳倒谁。我一个小人物怎么能扳倒省委书记？8年的人生代价也许太大了，但我要么同流合污，要么就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我别无选择！”有个作家以某贪官作为原形写了一部反腐电视剧广为传播，直到贪官落马才道出真相，大家对作家不敢在贪官落马前举报都深为体谅。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敢与贪官斗吗？我体弱多病，经不住整的。如果不敢与贪官斗，就只有随波逐流了。《南方周末》报道过一个法官的妻子在丈夫犯事后对法院院长说，“怎么好好的一个人，到了你们这里就变坏了！”　　　　　　　　　　　　　　　　　　　　　　　　　　　　　　　　　　　　　　　　　　　　　　　　　　　　　　　　　　

（以上内容定稿于200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