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报道》2003年增刊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易宪容文章《十六大后，中国政府该做什么？》，洋洋五千余言，虽为一家之见，在我看来却有一语中的之处，或许可给我们通过纷繁现象认识事物本质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各家媒体纷纷报道，各地方、各部门的代表在听取十六大报告后，对其所描绘的宏伟蓝图兴奋不已，纷纷改变原有计划，例如交通部原计划到2020年共修建8万公里的高速公路，听了报告后，把计划修改为到2020年共修建15万公里的高速公路，而其计划的修改意味着政府对其财政划拨要增加一倍。交通部如此，其他部门、各地方政府亦然。易宪容说，随着十六大报告精神的落实，各地方政府、各中央部委向中央要社会资源的角力也随之开始了。

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是贫富悬殊、东部与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是8亿农民的素质太差，是中国的人口太多，是法律制度不健全，还是中国的自然环境恶劣及自然资源过少，等等？易宪容认为这些都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人民政府与人民争利。事实上，各级政府或各部门并非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所组成，各级政府和各部门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多争得一分资源，这些具体的人也就多了一分权力。

还是举例说明较有说服力。

房地产为什么会是我国最赚钱的行业呢？作为国有资产的土地，没有政府的批准是谁也拿不到土地使用权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没有土地，如何开发房地产？不仅能否获得土地由政府说了算，而且土地的价格也完全由政府决定。房地产商说，谁能拿到相对便宜的土地，谁就取得开发成功的一半。能否拿到便宜的土地，土地便宜到什么程度，不正是房地产商与政府权力距离的远近、几个具体的人之间利益均衡的结果吗？易宪容说，中国土地完全控制在政府权力下，通过这些权力运作造就一批富翁易如反掌。1980年代倒卖批文、1990年代获得上市公司指标，不也是通过政府权力运作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富豪吗？

有消息表明，目前中国境内有不少企业正在上下活动，强烈要求政府出台政策准许第二次对企业实施债转股。而在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户中，有逃废债倾向的企业占50%以上。中国境内的企业为什么会刻意逃废银行债务？而这种意图为什么能够得逞？易宪容认为，任何一家企业或个人都不是天生信用缺失者，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有利可图而不会受到惩罚。中国境内企业逃废债务大多获得地方政府及法院的帮助，甚至是国有商业银行及其机构与企业“合谋”的结果。

一些被巧取豪夺的社会财富表面看上去是国家的，但社会财富被大肆侵占、掠夺所造成的恶果，最后还不是要全体国民来承担吗？

　　　　　　　　　　　　　　　　　　　　　　　　　　　　　　　 （200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