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经常有些坐着说话腰不疼的人拿现在的杂文与鲁迅的杂文作比较，表达了对现在的杂文家的不满。2002年11月号《杂文月刊》中有篇《杂文的危机》就说：“现在许多杂文家缺乏鲁迅那样的人格力量，那种作为战士的战斗姿态，那种意气风发的男人血性。”

在我有限的阅读和记忆中，鲁迅笔下没有警察的形象。我不禁设想，假如鲁迅活到现在，会如何面对本文中的这些人民警察呢？

《关天茶舍》有一篇《社会批评与社会赞扬》说得好：无论是西方的政治理论和现实制度，还是中国的政治理论，都承认一个国家的所有权力最终都来源于这个国家的全体人民，政府在其职权范围内做了什么事，而且做得对做得好，属于常态，人们没有必要“谢恩”，没有必要对之歌功颂德；反之，做得不够对或者做得不够好，对之进行批评，才是一个务实的政府真正需要的。社会批评是社会前进的动力，社会赞扬则不是。然而在我看来，我们这个社会还是习惯于赞扬，不习惯于批评。只要公职人员干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我们的传媒便会不遗余力的歌而颂之。其实好多时候，他们只是尽职而已，他们所做的事是他们的份内事，是他们应该做的，都是为了饭碗，不见得就比我们在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中尽职敬业高尚多少。不同的是，他们节假日加班，与我们一样领了加班费，他们却受到领导慰问，媒体宣传，我们则没有这一“殊荣”；如果以身殉职，他们就是烈士，我们则不是。倒是有些地方公安部门比较务实，在对警察进行敬业教育时，不讲太多浮华无用甚至会起反作用的空话套话大话，而是让他们“模拟求职”。4月7日《解放军报》的《象征性“求职”》，讲的是深圳某公安分局实行警务公开后，一些民警因随时受到监督，感觉警察太难当了，产生不安心工作的思想苗头。针对这一现象，领导组织民警着便服、隐去身份到人才市场“求职”。70余名民警，竭力推销自己，结果只有一人找到一份油漆工的工作。这使得参加这一活动的民警产生危机感，发出感叹：“脱下警服，我们恐怕连老百姓都不如。”无独有偶，《广东公安报》有一篇题为《除了当警察，你还能干什么？》的文章，也介绍了8名穿着便服的警察到成都市人才交流中心“求职”的情况，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求职，没有一人被录用。他们不甘心，又来到下岗职工较多的成都市职介中心，他们不怕工作辛苦，不计待遇微薄，但人家还是以年纪大、肚子大等理由，拒绝录用他们。这些务实的教育方法，比那些“大道理”来，对受教育者的触动要深刻得多。那些“大道理”的反作用是，让一些人忘记了自己每月放进口袋里的工资，飘飘然产生了错觉，以为自己真的那么高尚，那么伟大，只有奉献，没有索取，助长了他们的狂妄自大。

为了文章的首尾呼应，我摘录成都某报一则报道的最后一段话，来回应文章开头所引的“民警带走吸毒女不通知家人，3岁幼女在家中活活饿死”的事件：

“针对此事，成都市公安局党组昨日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全市公安系统认真落实省、市和上级公安机关领导重要指示精神，用这一典型违法违纪案例教育广大民警，在正视问题、认识危害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教育广大民警进一步树立‘为民执法’、‘为民服务’的思想；对教育整顿活动中‘顶风违纪’问题，及时坚决查处，决不容情，确保维护社会稳定和以‘创平安成都’为主线的各项公安业务工作的圆满完成。”

最后，我抄上2002年9月5日《南方周末》上的一段话作为结尾，说我画蛇添足也无所谓，反正我不是鲁迅，也不在鲁迅时代，我只想明哲保身：

“不可否认，我国众多的公安干警为了人民的幸福和祖国的安宁，做出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但社会的发展要求公安队伍也需要加强素质教育、法制教育，从自身队伍建设入手，树立人民警察为人民的良好形象。”

　　　　　　　　　　　　　　　　　　　　　　　　　　　　　　　 （200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