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戴煌为郑溢涛杂文集《何处突围》作题为《白猫黑猫，让人说话就是好猫》的长序。文中举了张志新和李九莲的事例，读之触目惊心。

张志新临刑前被人用利器割断喉管，李九莲被绑赴刑场之前，被人用一根竹签将上下颚和舌头紧紧穿刺在一起。如此灭绝人性，为的是不让她们高呼“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万岁”之类的口号。

戴煌说他史识有限，我也一样，我们不知道两千多年前被秦始皇坑杀的那四百多位儒生中，是否有人在被推下深坑之前先受穿颚割喉之苦。但我们都知道，被那拉氏下令斩杀于菜市口的谭嗣同等六君子，被奉系军阀张作霖下令于北京天桥处死的邵飘萍，被国民党反动派俘杀的瞿秋白、方志敏等共产党员，在被刀斩枪杀之前，都不曾受过封喉穿舌的血腥之难。我们更知道，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中，不少烈士就义前都曾高呼过“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口号，甚至还有一对烈士在刑场上举行空前绝后的“刑场上的婚礼”。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女共产党员张志新、女共青团员李九莲等同志只因为向自己的党发表一些意见，竟被自己的“同志”下此惨无人道的毒手。

戴煌提出“不管白猫黑猫，让人说话就是好猫”。但我们都清楚，官僚集团为了巩固其既得利益，巩固其权力，不断用种种借口阻挠人们说真话。李乙隆认为，“说话”的权力，是靠我们一点一点地去争取的！

李乙隆愿做争取“说话”权力的先行者。

二

2002年第7期《同舟共进》载吴江《思想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一文，以邓小平名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引入话题。

吴说，从目前的报刊杂志来看，凡涉及社会哲学、思想、政治方面的理论，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大抵只限于对于领导讲话、会议决议的褒扬和阐述。这类“理论”在李乙隆看来，如鹦鹉学舌，陈词滥调，空话大话假话鬼话，令人生厌。

吴提醒大家注意的情况是，时下许多人对理论信条、意识形态及道德原则采取无所谓的态度，没有了以往的政治热情。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严格控制报刊言论，仍成为最近人们广泛谈论的话题，这一话题出现的频率，不亚于有关反腐败的话题。不少出版者、编辑常因此精神紧张，因为稍不慎就会踩黄线。

吴江为我们勾画了一批掌管思想、宣传、文化、新闻的官僚形象。这类官僚懂官术，不懂学术，不脱“紧跟”习气，当上级有“收紧”（或曰“外松内紧”）的提示时，便拿出“稳定压倒一切”的幌子，定调子，划圈子，凡被认为“有问题”的稿子，统统压住。“有问题”而漏网的，则罪归编辑，轻则警告处分，重则开除公职，再重的便……动不动就改组编辑部。其实，这类官僚在李乙隆看来，虽然可恶，但也有其可怜之处，他们在上司面前，处境与编辑无异。

吴江在这篇文章最后说，无论是消逝了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鲜有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出现，即使他们在旧时代卓有成就，一旦进入社会主义时代，便“江郎才尽”。

三

2002年第7期《同舟共进》有王芝琛纪念《大公报》诞辰100周年的文章。该文主要摘录《大公报》在各个历史时期呼吁新闻自由的言论，肯定他们在争取新闻自由方面所作出的不懈的努力。

“大凡人类愈得不到什么，很自然便愈想念它、憧憬它，有时甚至哄骗自己，装着已经得到它。”《大公报》说，“它比秋云春雪还娇嫩，又常遭受风风雨雨的作践。它是什么？它是民主世纪的大梁——新闻自由。”

何谓报纸？《大公报》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报纸是一面镜子，它的作用是反映现实。如果现实丑恶，怎样控制，镜子也不能把它变美。”

在20世纪40年代，没有一个政府敢于公开严禁“新闻自由”，对此现象，《大公报》也有一番见解：“各国政府为了颜面，为了招牌，为了争取民众的支持，既不轻易推残，也常不断嘶嚷着拥护它……向世界夸耀国家如何光荣地尊重新闻自由。不管那光荣真实到什么程度，能够把新闻自由认作光荣，这种趋向总是十分可喜的……”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呼吁政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新闻检查，开放新闻言路。”

国民政府于1945年10月1日取消新闻出版检查制度。当日《大公报》说：“这是中国新闻界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

李乙隆将《大公报》上的一段话略作修改，改后如下：

如果把新闻言路严密地堵塞起来，我敢说，得益的不是合法政府，更不是升斗小民，而必然是胆大包天的腐败透顶的官僚集团。

　　　　　　　　　　　　　　　　　　　　　　　　　　　　　　　　 （200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