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纵笔是吴兆民在“感悟”杂文。他认为写杂文本来并不难，因为“素材满视野”，写杂文之难是要注意社会影响，吞吞吐吐，支支吾吾，九转十八弯之后，意思只说了一半，明明知道病灶在哪，却要装痴作呆，隔靴搔痒。我不知这种现象是社会的悲哀还是杂文的悲哀。2002年11月号《杂文月刊》中有个人以《杂文的危机》说出“许多人对杂文的不满”：“现在许多杂文家缺乏鲁迅那样的人格力量，那种作为战士的战斗姿态，那种意气风发的男人血性。”我替杂文家们反驳一下：现在并不是鲁迅时代，既然大家都不“鲁迅”、不“战士”，那正好让你一人专美，你就“男人血性”、“战斗姿态”一番试试看嘛！我很不喜欢这些坐着说话腰不疼的人。

还是我所敬重的鄢烈山先生说话实在。他以抗击非典的英雄人物为引子，很有点“主旋律”的味道，真正要说的却是“专业精神不应让医生专美”。通过“搞自然科学的人有专业精神”与“搞社会科学的人有专业精神”作对比，揭开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搞自然科学的人可以有专业精神，可以不识“时务”，不附和权贵，搞社会科学的却不行。鄢先生赞扬《南方周末》的记者有专业精神，敢于探求真相，报道真相，但这些有专业精神的记者却一批一批的“辞职”了。有些事是不容许你发扬专业精神去挖掘真相的，鄢先生举例说，不久前孙志刚被打死，各报对这一事件的报道，用的便是通稿。

我对专制、独裁深恶痛绝，张扬《打不响的人民战争》正合我口味。他列举了萨达姆的罪行：用神经毒气大肆屠杀北部少数民族，其中一次就杀死5000个库尔德人；对外扩张掠夺，两伊战争，劳民伤财，伤亡累累，吞并邻国科威特；战败撤离科威特时，纵火烧毁700余口油井，大火燃烧了几个月，造成严重污染；生活奢侈腐化，拥有几十座金碧辉煌的“官邸”。美伊之战的结果让中国某些评论家大跌眼镜，并没有出现他们所预言的“巷战”、“游击战”、“人民战争”。张扬说得好：萨达姆为伊拉克人民所唾弃。当然，时至今日，伊拉克人对在伊美军的袭击时有发生，情况的变化也许是张扬们始料不及的。然而这一切在我看来，却是十分正常的。萨达姆统治伊拉克那么长时间，当然有一些死心塌地的追随者，也有一些既得利益者。美国重建伊拉克，不可能惠及所有伊拉克人，少数受到损害的人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抵抗。过渡时期的动荡，也可能会使一些渴望安居乐业的平民不满。

郭振亚把“笼络”一词用出了新意，他介绍美国一位议员“笼络”选民的手法之后大发感慨：人家笼络人心，为的是选票，动机虽不高尚，但比起我们的“公仆”来，境界不知要高出几许。像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这些“公仆”就从不把人民放在眼里，当然也用不着去“笼络”他们，虽然王怀忠们口头也喊着“权力是人民给的”，但官员们心里都清楚得很，只要巴结好上司，就可以平步青云，哪里用得着去“笼络”人民拉选票呢？看完此文，不知有多少读者要发问：官员们，为什么不来笼络我？

杨学武向我们讲述了一桩颇让中国人“脸上有光”的事：移居美国的“中国阔少”，在置产、购车、豪赌时，一掷数百万美金，豪气如牛，让美国佬都傻了眼。谁是“中国阔少”，《环球时报》说，相当一部分是中国官员的孩子。著名经济学家黄苇町则说：“通过送子女留学的方式把资金弄出去，已形成一种新的有中国特色的洗钱方法。”

徐怀谦起了一个大题目，“你有安全感吗？”讲的却仅仅是医疗、消费方面的一些安全隐患。在我看来，这是本期最差的一篇文章。在中国，让人感到缺乏安全感的事很多，没有带暂住证就被收容、打死这种事就不要说了，仅这一期《杂文月刊》所述的一些事例，就足以让徐怀谦所举的那些例子失去了份量。南方某地公安干警将四名村民当成“嫌犯”随意枪杀；山东一法院干警将一少年抛入水库淹死；某县公安局长率部为黑帮保驾护航；霸州一干警因堵车争路而拔枪将人射杀；各地屈打成招的处女“卖淫”并供出大量“嫖客”；32名民工刚到西安就被警察以没有暂住证为由抓去罚款，因没有钱交罚款而被拘留，受冻20小时；正正当当打工的民工自称被执法人员抓去已成习惯；某教授被警方指为“嫖娼”抓去，却不明不白地死在路上；有人丢了车到公安局报了案，几年后发现那辆车被交警重新喷漆换了号使用，去要车却要不回来……徐怀谦因一位老大爷在透析时发现透析导管上写的是邻床病友的名字，就大呼“还有安全感吗”，显得小家子气了。当然医疗事故也是危及生命、不可儿戏的，但总有个前提，你必须是生了病，才会撞到医生、护士手里，而我们好端端纳税人一个却随时都可能撞在某些靠纳税人供养着却总跟纳税人过不去的人民警察手里。时值抗“非典”之际，徐怀谦不人云亦云跟在成千上万的文艺工作者后面，为医生、护士大唱颂歌，却对医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提出质疑，是颇具杂文家风骨的。我却是对医务工作者寄予厚望的，他们这次受到这么轰轰烈烈的歌颂，今后在开高价药吃回扣、受病人红包、贪污病人药物方面，也许会有所收敛吧。徐怀谦此文之差还表现在：文章中提到择校费、买东西缺斤短两等现象，却是与安全感扯不上关系的。

《人民警察要“找”吗》的作者一得向我们讲述朋友被劫匪捅了两刀后打110的遭遇，派出所让他找公安局，公安局让他找派出所，最后派出所叫他自己到派出所去。“你瞧，我这样子怎么去呀！”朋友一脸无奈。不是总说“有困难找民警”吗？一得通过查词典指出：一个“找”字把纳税供养警察的公民们大大涮了一把。“找”的意思是：“为了要见到或得到所需求的人或事物而努力。”

王幼辉在《我也帮人放过“卫星”》中所介绍的水稻亩产“放卫星”的方法，我的家乡也这样干过，儿时常听大人们讲起：在水稻灌浆时，把七八亩水稻拔下来，并到一亩田里去，上面可以坐个小孩。这样一折腾，水稻很快死掉，颗粒无收，可有人却凭这一招放出亩产六万斤的“大卫星”。那时墙上的标语是：“亩产十万斤，迎接毛主席！”有些专家、教授也从理论上给这些“卫星”予以支持。文中有一句话值得摘记：“大家都在装糊涂，都在明哲保身，这就孤立了敢于直言的人，加剧了政治环境的恶化。”让我惊奇的是，大人们讲起这些荒唐事时，表情就像回忆他们儿时的游戏，兴趣盎然。荒诞剧之后就是悲剧，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那么多人，农民们讲起来也毫无怨恨之色。这就是我们的农民！

《不听不行》不看不行。王重旭所说的现象大家也深有体会的吧。有些人说话你不喜欢听可以让他知道你不喜欢听，有些人说话你怎么不喜欢听也不能让他知道你不喜欢听。前者你可以一走了之，可以打断他的话，可以装聋作哑不理会他，他知道你不喜欢听，也许会缄口不言，或改说你喜欢听的话。后者也许会不时在表达方式上换点花样，比如为加强语气而大搞排比句式，但不管表达方式多么优美，都是些老话、套话、空话、废话，你不管听得多么厌烦都得作津津有味状，作恍然大悟状，作备受启发状，作深受鼓舞状，还得不时地热烈拍手掌，有时还要你写些听后感之类。看完此文我不禁想到，前几年，“公仆”们的日常工作都得附丽在某大人物的一次讲话上，好像没有他那些话的指导，本来应该做的事都不去做或者做不好了。在我看来，那些话天天讲处处讲，也不能说一点好处都没有，社会底层的人们听到了，会说，上头说得多好呀，上头还是关心我们的，只是下面的领导不好，没有听他们的。什么体制“不够完善”，是你们“臭老九”在找茬，群众可没有这样想。

李益民用数据及几个生动的例子，介绍偷越柏林墙的艰辛，介绍偷越者的执着、顽强、不怕牺牲。事实胜于雄辩，人心的向背，两种社会制度孰优孰劣，一目了然。柏林墙离我们太远，在我们潮汕地区，1980年代以前，偷渡香港的活动十分“猖獗”，死于前往“天堂”的路上者，不乏其人。

徐恒足《难忘曾希圣》有美化历史人物之嫌。我向来喜欢尽量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不喜欢褒之则完美无缺，贬之则一无是处。徐恒足大谈曾希圣在安徽省推广“包产到户”的功绩，赞颂他坚持真理无私无畏的政治勇气和一颗火热的爱民之心。按其所述，曾希圣倒台完全是因为“包产到户”。我引用7月10日《南方周末》上苑家升的说法驳之：曾希圣挨批主要是因为他在大跃进期间积极推行极左路线，导致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被饿死。2000年第二期《炎黄子孙》披露，大跃进期间全国有4000万人被饿死，安徽是饿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在反右运动中，曾希圣任第一把手的安徽省在中央划右派的六条标准之外另加了两条，一条是反对强制推行的所谓农业“三改”，一条是反对所在单位的领导，所以安徽省抓的右派特别多。

梅桑榆《抓嫖创收经验谈》中的所谓经验，其实早已是“业界公开的秘密”，比如与“小姐”合作诱嫖抓嫖，在“小姐”活动频繁的地方发展“内线”，有时随便抓一些“形迹可疑”的女子来刑讯，只要她不是“江姐”，就可“供”出一大批“嫖客”。如果运气不好，抓来的女子是处女，“供”后又翻供，以处女膜完好讨回清白，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陕西的麻旦旦就是这样，法院只是判决赔偿她74.6元而已。至于搞刑讯逼供要受处理，找两个治安员顶罪就得了。此文真正称得上经验之谈的，在我看来，就是“刑讯时一定要穿便服，不要让对方记住你的警号”。

苏中杰的《断奶忘娘的“洋海龟”》和罗雪的《向谁敬礼》，是本期压轴之作，无愧于《杂文选粹》这个栏目。

“洋海龟”即“洋海归”，指的是某些（不是全部）留洋取得高学位后回大陆者。人们何以称之为“龟”？苏中杰说：“龟”们在喊出“国情论”的同时，提出的理论又严重违背国情，伤害了平民的感情。比如说民主吧，他们回国后大谈民主的坏处，却自以为把民主引入一个更高的层次。比如他们责问我国的贫穷者“穷就有理吗”，全然不顾我国的社会现实：几十年高积累、低工资的国企，被厂长、经理们掏空了，却让辛辛苦苦贡献了青春的工人下岗，下岗工人能不穷吗？负担那么重，社会保障却一点没有，农民们能走出贫困吗？集中资本发展经济的理论不错，但搬到我国用起来，“资产重组”的过程就是大量国有资产流入黑洞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