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刘六良的“《领导必读》征订启事”颇具创意，是一本“书”的广告，介绍该“书”的主要内容。第一章为“怎样使你看起来像个官”，从“对上媚笑，对下不苟言笑”到“做报告口若悬河，酒宴上面面俱到，对付调查避重就轻”，直至“如何使自己大腹便便，大腹便便者如何着衣”，等等，考虑甚为周全。第二章为“当官的基本功”，即坐功、喝功、写功（写东西甚至考文凭都可由秘书代劳，这写功主要是题字）、唱功、舞功。第三章为“当官三十六计”，分“行贿篇”和“受贿篇”两则。第四章为“指导您的业余活动”，主要介绍国内外主要旅游景点、娱乐场所、红灯区、赌城及其赌博规则，等等。第五章为“使您的生活丰富多彩”，主要介绍“如何安全包二奶”、“找三陪的自我保护”、“补肾壮阳七十二法”，等等。第六章为“愿您仕途平安、步步高升”，主要介绍“如何防止下级举报”、“如何搞好与上级、检察部门的关系”，等等。更妙的是，还有附录二则，一为“国外各大银行简介”、一为“离婚之主要程序”。依我愚见，此“书”美中不足的是，没有介绍如何未雨绸缪办好护照，以及如何先把子女弄出去，也许因为官僚们大多已经办妥了，故无须赘述。

B．周武中说把丁玲的《曼哈顿街头夜景》编入初中语文课本，实在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丁玲笔下的美国给人的印象只是一个瑟缩街角、伛偻着腰的老乞丐。人家繁荣的经济、发达的科技、民众的高素质，丁作家视而不见或将其处理成一片隐约而狰狞的背景。周武中说，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独立寒秋、孤苦伶仃，是值得同情的，但这种同情从来只指向个人，与他所处的社会制度无涉；而在丁大作家独特的逻辑中，这两者紧密联结在一起，即把一位老人街头求乞“这笔债”算到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头上。在这里我不太认同周的观点，我认为与社会制度多少有点关系。我一直希望有一个福利社会，能够在这些老弱病残的求乞者自愿的情况下将他们统统收容起来，让他们无温饱之忧。我们国家本来就有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许多“收容救助站”，我们的收容救助站有财政拨款，用来收容救助需要帮助的人，当然包括乞丐。但我们的收容救助站真正干的是什么呀？警察将没有暂住证或工作证（人家刚从家乡来到城市，还没找到工作，到哪儿去办暂住证和工作证呀？）的人抓起来，关进有铁门铁窗与监狱差不多的收容站，遣回老家，通知家属交钱放人。农民苦呀，背井离乡到城市去，还没打到工，就被遣回，来回路费，加上“赎金”，对农民来说，可不是小数目，怪不得有人要借高利贷才能到收容站“赎人”。2003年6月26日《南方周末》载，在我们的首都，流动人口最害怕的一句话就是“送你去昌平筛沙子”。昌平是北京收容站所在地，筛沙子的目的是让你挣够路费遣你回家，而什么时候才能挣够，无从知道。据被收容过的人向记者介绍说，向警察、护工（收容站工作人员）下跪求饶是常事。你不服是不是？“关进某号房，往死里整”（孙志刚案中某护工语）。在孙志刚之前，不知有过多少“孙志刚”，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就读过一篇报道：《湖南一收容所骇人内幕　不交钱竟被活活打死》。6月26日《南方周末》载，安徽潜山县梅城镇冯彩云的儿子徐英东1999年在北京被收容后下落不明，4年来70多岁的老母亲多次上北京寻找儿子，希望交钱领人，一直未能找到，“奔波和伤心使老人变得迟缓了”。“收容遣送制度”已被扫进历史，不必去说它了，就说乞丐吧。难道我们没有老弱病残的求乞者流落街头吗？周武中说在他们那块被称为人间天堂的江南之地，街头巷尾的乞食者随处可见。我们广东省也有不少来自外省的乞丐，但在执政者眼里及他们手中的舆论工具上，中国的乞丐不是乞丐，不是走投无路的失业者，不是缺乏其它生存能力的老弱病残，而是骗取同情心的骗子，是想不劳而获的懒汉，有些地方正在实行或准备实行禁乞。不知我们的收容站在废除之前，真正收容救助过多少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假如有之，我们热衷于正面报道（这也可以理解）的传媒会放过这些宣传制度优越性的机会吗？丁文中说：“曼哈顿是大亨们的天下，他们操纵着股票的升降。” 针对此论，我们可以对将此文编入初中语文课本的有关人士发问道：他们想灌输给学生怎样的“股票观”？股市有风险，也有黑暗，但最黑暗的绝不是在美国。

C、《走向共和》是我颇喜欢的电视剧。编剧盛和煜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关于此剧的采访时盛赞“慈禧是个政治家，而且是个优秀的政治家”，则是我深恶痛绝的。“优秀”从何谈起呢？盛编剧和该剧剧情都给不出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但盛编剧却想用一套大而无当的说辞来自圆其说：“她的一切都是为了巩固和维护大清朝的统治。”哪一个朝代的统治者不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呢？统治者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总要垂死挣扎。而慈禧的“优秀”表现在哪儿呢？是所维护的对象还是维护的手段抑或是维护的结果让她显得优秀呢？慈禧所维护的对象是一个已经十分腐朽的政权，维护的结果是清朝在她手里实际上已近灭亡，而维护的手段呢？盛编剧在接受采访时说出一个他极其得意并得到上头赞赏的细节：挪用海军军费大办生日，慈禧说：寻常百姓家，老太太做寿，如果做得体面、风光，那么左邻右舍就会说这个老太太好福气，她就有面子，在那一带就做得起人；如果慈禧的生日办寒碜了，怎能体现大清国的国泰民安？那么洋人就会瞧不起你，就会欺侮你，老百姓就会不服你，江山社稷就会毁于一旦。按此逻辑，任何统治者的奢侈、铺张，都可以说是政治需要，可以说是在“为国争光”吧。按此逻辑，在该剧中十分正面的人物李鸿章，出访时随员众多，仅厨师就十七人，不是在外国人那儿挣足了面子吗？可惜该剧对李的出访仅是通过人物对话一语带过，没有表现出那个排场。不知盛编剧为何不从增加内需进而增加GDP的角度为慈禧的大办生日增加一个或许更容易讨好上头、更站得住脚的理由。看了《南方周末》这个专访，如骨鲠在喉，焦国标先生《大办生日能给朝廷争面子吗？》帮我出了这口恶气。焦国标说：“慈禧大办生日，加速了清朝的灭亡。洋人越发蔑视中国；孙中山和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北京的老百姓，更加失望。当时康有为、梁启超进京参加会试，中日战争一触即发，却只见满街办生日的彩棚，愤慨异常。”伊拉克前独裁者萨达姆，在位时年年大办生日，外国人会从他的生日中看到伊拉克国泰民安，而不会瞧不起它，不敢欺侮它吗？

D、《把海倒进杯子》是集锦式的文章，正如题目所言，微言大义，包罗万象。通篇精彩纷呈。信手拾起几句话便可作一番议论：“纳税的时候，纳税人是耗子，当局是猫；用税的时候，当局是耗子，纳税人是猫。当局用税时不愿接受纳税人的监督，纳税人必然会仿效当局，纳税时能偷则偷，能漏则漏，而且没有犯罪感。”2003年4月号《同舟共进》有赵炳华的一篇短评，评论的是一位大教授的“妙语”：“小偷偷东西，大多是一个人的钱。但是无论谁偷税，都是偷大家的钱。中国人缺少这样的观念。”赵炳华问道：既然税是“大家的钱”，那么这笔钱的使用，“大家”又有哪些权利呢？义务与权利是对等的，一个人履行了纳税的义务，便应当同时有相对的权利，比如用税的知情权、建议权、监督权等。但我们有吗？层出不穷的贪官们那些天文数字的赃款，与税收没有关系吗？“公款铺张”、“公款吃喝”用的也是“大家的钱”。那些用“大家的钱”乱投资而充作“学习市场经济的学费”的又有多少呢？据2002年审计署公布的审计结果，仅12家中央管理的国有企业，因决策失误造成的投资损失达73.2亿。赵炳华问得好，当“大家的钱”变成入海的泥牛之后，又有谁出来向大家做一个交代呢？制约着大家纳税自觉性的，或许还有税收合理性方面的问题。据说，市场经济本身固有的机制会强有力地拉开人们收入上的差距。个人所得税则是对这种差距的一种调控措施。在有的国家中，人们收入的差距经过个税调节会大大缩小，但在我国，个人所得税显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今年4月《南方周末》有篇文章分析说，如果把农民缴纳的各种税费看作是个人收入所得税，那么，在全部个税收入中，农民约占60%。按2001年数字计算，如果不计农民上缴的各种税费，城市居民收入是农民的2.89倍；如果计入农民上缴的各种税费，城市居民的收入是农民的3.17倍。通过这样的税费“调节”，收入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在城市内部，按2000年数据分析，工资占全部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3%，而从工资中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却占全部个人所得税40%以上。占人口总数不足20%的富人们拥有占总额80%的金融资产或储蓄，但他们所交的个人所得税却达不到个税总额的10%。于是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对收入差距的调节是“逆向调节”，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劫贫济富”。

　　　　　　　　　　　　　　　　　　　　　　　　　　　　　　　　 （200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