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生：

你好！你到了那儿，就闹“非典”，工作一定受到影响吧。比起身体来，工作实为小事，平安无恙，就值得额手称庆！

一直想给你写信，把自己出任这家你也工作过的公司的助理总经理以来的作为，向你介绍一下，也以此方式作一个自我总结吧。到7月就满两年了。然而这第一封信却不知能不能谈上这个问题，因为没有主题的限制我总是信马由缰，想到那说到那；有主题限制时，我有时也会在某一句话或某一件事上说开去，弄得好是旁征博引，弄不好便会跑题。此信当然属于闲谈。闲谈得有闲情，如果你刚好心烦或忙着，就且不看。我深知，当一个人在为生活、工作忙着时，人家却要他来闲谈天文地理史哲人文时政之类与他目前状况八竿子打不着的话题，会很不识趣的。说来好笑，我以前在卖书时，很为生意不好犯愁，却有个人总要来与我谈论时弊，我也烦的。因之我也深为理解目前克文等人有时对我针砭时弊、抨击丑恶的文章不感冒。我有时在网站上发稿后请他们谈谈看法，并非想博他们支持和好评。如果我的文章博得他们真诚的好评或认同，我当然高兴，但如果我写得不好，或我的观点不正确，他们却恭维我，我会反感。如何分辨呢？当然他们不能也不会只说一个“好”字来敷衍我吧，总得说出“好”的理由，我就看他们说的是否有理。也有可能，“不对”他们说成“对”，“好”他们说成“不好”，这也不一定是不真诚，而是见解不同，角度不同。我在论坛上为鼓励争论和平息争端就多次说过，好多争论无所谓谁对谁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罢了，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而已。分歧是可以永远存在的！就像清末革命派与改良派之争，按革命派的意思，腐败的政府、专制的制度应该彻底推翻；我不知改良派反驳革命派的主要理由是什么，懒得去查史料，不知我下面这句话是否与改良派不谋而合：推翻了一个专制和腐败的政府之后重新建立的政权也可能产生腐败和专制，而且革命意味着将有一阵时间的战乱，有多少无辜生命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撇开我们读书时教科书所灌输的那一套，你会认为这个理由站不住脚吗？当然，我这样说并非我反对革命（曾几何时，“反革命”可是一个足以把人砸得粉身碎骨的罪名），我这样说，有点像辩论赛，我比较支持正方观点却分到反方阵线一样。如果碰上克文等人对我提出的话题不感兴趣，不跟贴，我也不会觉得自讨没趣，有时沉默也是一种表达，弃权也是一种态度嘛。说扯远了，你若忙或烦，就且打住，别听我饶舌！

我到上海时不知你是否会感到少了一个说得上话的朋友，现在你离开汕头，我就有此感。克文是我晚辈，我们也谈得来，他不在汕头了，我也觉得交流上有所缺失。好在我总有办法让自己过得充实。搞一个网站是我多年梦想，也为此做了不少准备，克文的同学ZCW在技术上对我无偿帮助，使这个梦想变成现实。网站也确是生产了不少欢乐。在网站上与几位前学生恢复了联系，也交了不少年轻朋友，自己的心态因之也年轻了不少。虽然现在经济状况欠佳，但只要日子过得下去，穷开心也不比“富烦恼”差呀！我对网站上的朋友们说：现在我这样穷，还这样开心，如果有一天，我不小心发达了，那日子还怎么过！写到这儿忽想起，你总一番好意地想帮我把日子过得滋润一点，临要离开汕头时，像推销伪劣产品似地努力把我介绍给几位办企业的朋友，也有一家真的看中了我，几次打电话要我“开价”。然而由于目前我所供职的企业还是需要我，我不想在它困难时离它而去，故坚持了下来。我说坚持下来并非说永远坚持，也许会在合适的时机（比如企业有了可以取代我的人，或有了转机，不愁找不到出色的人才。其实我目前在这儿的位置只不过是山上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罢了），加之是一些令我向往的地方，远的如北京（上海我呆过了），近的如广州、深圳，我也有离开的可能。你还介绍过兼职给我。有点值得自豪的是，你介绍给我做的那家房地产公司的刊物，尽管当时由于“婆婆”太多，不太好发挥，但比起后来他们自己编的，还是像模像样得多。我到朋友家喝茶，在座的刚好有那家房地产公司的客户，无意间说起企业刊物，他说那家房地产公司的刊物只有刚开始的两期编得好，后来就不像样了。刚开始两期正是我编的。说这话的朋友并不知道，因之没有当面奉承之嫌！

信写到这儿有点“文思泉涌”，却千头万绪找不到一根串得起纷至沓来的各个话题的线。近来想写什么时，似乎经常出现这种状况。这种状况下给老友写信也许还不太坏，因为给老友写信可闲聊，闲聊是可以想到那说到那的。如果是写文，很难找到各话题之间的过渡语，当然写成像《耕余琐思》、“随想录”那样的，也许是可以一试的。

重读上文以理清思路，却发现一个有点悖论的问题，即忙着或烦着，或生存出现危机之时，倒没功夫也没心情去为谁仗义执言、抨击贪官酷吏及一切不公现象。那么，现在有心情、有闲功夫来谈论此类话题，说明生活还是可以过下去的，起码短期内一家老少的温饱不成问题。说来好笑，现在都“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了，我却仍在为温饱操心，真有点对不起社会主义优越性，对不起大讲“总体小康”的领导，不好意思，多多包涵！然而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比我困难得多的人，需要我帮助的人，随处可见，这“总体小康”的“总体”是何意？“小康”是何意？不得其解也不必去钻牛角尖了，我既然有此闲功夫，不用流离失所，不用挨饿受冻，也不用像孙志刚之流因为没有暂住证而客死收容站(2003年7月《杂文选刊》载：刚到广州打工20多天的27岁大学毕业生孙志刚，3月17日晚因为没有暂住证而被带到黄村派出所，警方无端拒绝保释，18日被送往收容救治站。20日孙的朋友被告知，孙已死亡。法医尸检表明：孙的整个背部“差不多都是出血区”，双肩、膝盖都有被烫得发黑的伤痕)，偶尔到发廊剪发，也不会像程树良之类那样倒霉（2002年5月23日《南方周末》载：44岁的硕士生导师、九三学社武汉理工大学副主委、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得主程树良“嫖娼致死”，黄梅县官方的结论是：程于5月11日8时20分进黄梅县城一美容厅，先洗头，洗完头后上二楼按摩，按摩后程即问“有没有打炮”，“打完炮”后店老板举报，民警闻讯前来执法，欲将其带往派出所，途中程不服管教，自己跳车，送往医院抢救，不治身亡。事发后县里成立专案组调查，警察没有打人，但确有看管不严的责任。此案疑点很多，民间传言与官方说法有天壤之别），也还不至于为生计所迫去摆地摊而被执法人员打成植物人，使一家老少生活无着（2003年上半年广州某报载：广州3名城管人员将一个卖菜男人打倒在地，在众目睽睽之下，拳打脚踢了好长一段时间还不过瘾，用对讲机痛殴其头部，致其血流满面，动弹不得。于是在没有任何人组织的情况下，上千名市民“妨碍公务”，把城管人员包围在车中不放。警察到场，为城管人员解了围），我是该知足而感恩了，是该对这个“盛世”歌功颂德了。现实一点考虑，现在我们能公开发行的报刊，不是党报党刊，就是政府部门办的，再不济的，也是有官方背景的，我写一些歌功颂德的东西，不愁没地方发表，不愁没有稿费来增加收入以靠近小康。就说最近“非典型”时期吧，有多少报刊约稿，说要歌颂医生、“白衣天使”在抗“非”中的丰功伟绩，稿费从优。我为什么不写一写呢？抗“非”确实是值得肯定的，但我想到的只是职责，他们只是在履行他们的职责，套用雷锋同志的话便是：“这是他们应该做的！”假如没有那么多颂歌，我也许可以一写，现在成千上万的文艺工作者都在凑这份热闹，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而且那么多颂歌充斥版面、屏幕，难免有“话语霸权”之嫌。过犹不及，说得让人烦了起来，倒会有人不识时宜地揭短，什么索取红包、拿药商回扣、贪污药物、没有红包见死不救等，几年前《南方周末》曾报道了一个关于职业道德的社会调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职业道德最差的是……对！你猜对了！其实当时我是为他们打抱不平的，职业道德最坏的肯定不是他们，而是贪官酷吏。

我上有老下有小中有良心，写这些东西如履薄冰，总怕因言获罪（欲定其罪，何患无辞）。我那几个经常在我的网站上调侃我的学生，笑我“胆大胆细”，说我怕因言获罪是自视过高，他们认为我现在还没有因言获罪的资格。长江后浪推前浪，好多时候我是佩服他们的，觉得他们比我出色得多了，不是博士就是教授。然而说我没有“获罪”的资格，在我看来，他们显得幼稚可笑了。什么“资格”呀，他们以为拿你治罪是让你当“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要进行资格审查呢。如果你大牌了，也就是在他们看来有“资格”了，也许人家要拿你怎样，倒会慎重考虑；你太渺小了，了解你的就这几个并不怎样支持你的朋友，如果你栽在某件莫须有的事上，如果人家手脚也做得干净，那你只有当“鬼侠”（见拙作《鬼侠》）的份了。我对他们说，你们敢在网上宣传“邪教”吗？你们敢当众高呼“反动”口号、张贴“反动”标语吗？你们敢这样做，就一定会因言获罪，自取灭亡！当然，他们不敢这样做，也绝不会这样做，我也是这样。我们都不反动，也不信邪！我议论事情总是就事论事，保持克制和理性，问题是，有些事情太令人义愤填膺了，稍一议论，就有可能为一些人所不容！再说那些赃款动辄上千万元的贪官吧，“党和人民的喉舌”有些评论总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说他们“没有用好人民给他们的权力”，他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吗？人民什么时候给他们“绝对权力”呢？比如说他们腐败是因为没有认真学习什么讲话或报告，如果“制度不够完善”（借用官方媒体的话），学习讲话或报告就可以杜绝腐败吗？

我拿来作议论的事例一般也取自官方媒体，这并不是我对它们有很高的信任度（有些官方媒体还是很为老百姓说话的），而是为了保险。我现在写文章的原则之一便是：保护自己，抨击丑恶。你是很现实、很注重个人生活质量的人，在这方面上却比克文他们更理解我。我的这类文章在国内一些合法的甚至实行审稿制度的论坛上有较高的支持率，在自己的论坛上却几乎找不到支持，这其实也很好。如果活跃在我的论坛上的朋友们也像我这样喜欢针砭时弊，那绝不是什么好事情，我怕他们把握得不好，而我又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来看贴，如果有些过激言论出现，而我没有及时发现并删除，弄不好就有麻烦了。克文为了证明我杞人忧天，曾拿某网站一篇很有针对性的故事新编来向我例证人家如何大胆，以反衬出我的胆小。我告诉他，故事新编不管有多大的针对性，毕竟是“调侃古人”；即使某电视剧完全套用某官员的腐败事迹，只要某官员还在台上，你不敢指名道姓，再怎么含沙射影，也无损他一根毫毛。现在的官员心理素质强，不会“神经过敏”、对号入座的，不比毛时代，明明《海瑞罢官》是遵御命而作，且作于彭德怀冤案之前，却硬被说成是为彭德怀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