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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岁祭
  作者:李乙隆 发表日期:2003-05-13 15:07:35

不知不觉间已近而立,身后是一串崎崎岖岖的日子。

高中只读了一学期,辍学务农,开始业余写作。

县人事局考试招聘各区(现改为镇)合同干部,先进行预考,我考了个全区第二名,总分比第一名少1分,比第三名多28分。可是由于我没有高中毕业不能参加正式考试。在区公所还叫做公社的时候就在里面工作多年的父亲,总喜欢吹嘘他如何门路多多,扬言说只要我通过预考这一关,其它事情他一手搞掂。结果却是这样!

后来父亲服从区委、区公所安排,回乡(后来又叫管区、叫村什么的)当不脱产的干部(后来当村委会主任),我得以进入区公所做“固定临时工”(享受临时工待遇,却相当于铁饭碗,因之也“固定”)。由于我发表过一些稿件,在那时那个小地方略有文名吧,被安排在区委办公室负责新闻报道,编制则在文化站中。工资不足与我同时“入伍”的合同干部的三分之一(整理时附记:说到工资悬殊,我在上海一家劳动密集型的大型企业工作时的工资,是底层员工的十倍,是基层干部的四至五倍,但工资是由工作决定的;而在政府部门当临时工时,工资却是由编制决定的,同工不同酬)。

1986年,经在曲江县工作的二叔介绍,被曲江县文化馆聘用,编辑了一年《曲江文艺》。作为没有编制的临时工,我每月的45元工资是从拮据的办公费用中挤出来的,是单位干部员工平均工资的四分之一。就这区区45元,我还得自己去税所缴纳个人所得税,去领教税收人员的轻蔑与不耐烦(我记不得当时是交了多少,肯定不会多到哪儿去的,那人为这点钱开票显然是很不愉快的)。

县委组织部一位领导把他的外甥安排进文化馆,和我一起编《曲江文艺》。他的外甥对文学十分陌生,“写”了两篇稿给我看,要我编到《曲江文艺》中去。我一看,发现竟是从其它县文化馆寄来交流的馆刊中抄来的。我不敢得罪他,只是十分委婉地把他的抄袭说成是偶然巧合的雷同,没有给他发表。后来他转正了,我却被辞退。

1987年我回家乡,到学校代课。由于那时公办教师离职者众,师资奇缺,我曾一个人任两个人的课,任教初二、初三两级三班的语文。工资是公办教师的一半。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一些自称是“为政府打工的廉价劳动力”的人,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却满腹牢骚,埋怨社会不公,就是不想想自己终日无所事事,究竟为社会做了些什么。

我一直坚持参加自学考试,用五年的业余时间,以优异的成绩取得新闻专业大专学历。文凭满天飞,已经贬值了。我这张姗姗来迟的大专文凭在一些人眼里也许一文不值了,但它却花费了我多少心血呀!不管考风如何,我从不作弊。有些人带薪读书,得到文凭就能得到不少好处。而我的自学是在忙于工作中挤出点滴时间,参加考试所需一切费用,都是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挤出来的,取得了学历却得不到半点实惠。

那次在民办代课教师中考试转正一批公办教师,文化考核我成绩优异,交报名费、试卷费、考评费等,还顺应潮流到那些手握“生杀大权”的领导同志家里去串门。说来惭愧,我到领导家里去肯定是不受欢迎的人,因为别人多是一个“信封”放在兜里,我却是大包小包十分招摇,像探亲或看望病人似的。我转不了正,理由很充分:教龄不足十年。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要让我们这些教龄不足十年的人去参加考试,去凑这份热闹呢!原因很简单:参加考试的人越多,那些领导的门庭越热闹。

我从没放弃业余写作。迄今为止,发表过各类稿件二百多篇。

县文化局一位领导说要推荐我去某镇文化站工作,约我去他家面谈。我去了两次,先后花了几百元(整理时附记:也是大包小包,水果、烟酒什么的,现在想来,领导同志肯定不当它一回事,甚至反感厌恶。那时空手上门,临别时不动声色地留下一个小小“信封”,已经是很流行的举措,也有在礼物里面藏“信封”的。现在想来,领导在我走后检查礼品时一定大失所望,说不定会大骂我乡巴佬不懂世道行情。我之所以记得这一点,是因为花几百元可以说是我失败的主要原因,而在那时却是我一二个月的工资。花掉后,这一二个月的日子很不好过)。最后领导让他的侄子(也有说是外甥的,反正是听别人说的,除了知道自己失败了,其它的我不清楚)去了。那时候我还遵照一些热心人士的指点,去拜访那个镇的主要领导和文化站的负责人。记得是夏天,在炎炎烈日下东奔西跑,一次次鼓起希望,又一次次陷入深深失望。当在电话里得到失败的确凿消息时,沉重的压抑感使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县文化馆需要一名馆刊编辑。在业余文艺创作会议上,馆长拍着我的肩膀和蔼可亲:“如果你有城市户口,就可招工来编馆刊。”犹如在沼泽里抓到一根藤蔓,我在父母的帮助下,凑了6000元,买了个城市户口,兴冲冲地提着一百多元礼品,敲开了馆长的门。馆长听我说已买了城市户口,神色愕然而语塞。现在我已记不清他当时说了些什么,用什么伪善的理由把我打发了。我记忆犹新的是,离开馆长家时,已是暮色苍茫,那份凄凉的感觉,淹没了我。

1994年11月,我到汕头一家新办报社工作。这个报社的人员走马灯似地换,要站稳脚跟委实不易。我靠多年来艰苦谋生培养起来的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站住了脚,不久被任命为副刊部副主编,实为主编,工资一千多元,是我代课时的三倍多。

报社要求我们把户口迁进汕头。户口进汕头要交增容费,具有大中专学历的交5000元,中专以下学历的则要交20000元。我向公安局递交了几次申请,总得不到批准,一拖再拖,拖了半年仍没个准信。后来,在报社一位很有门路的领导帮助下,前门后门一起走,很快就把户口迁进来了。有趣的是,有人帮忙,连学历也不重要了,只送了一份很容易伪造的学历复印件。单位为我交了5000元增容费,我自己负责2000元人情方面的费用(同事知道我只用了这点钱就把事情搞掂,都说“很便宜”),后来还迁“粮卡”什么的,自己又花了500元。(整理时附记:这户口就像我的学历证书一样,至今没有真正为我捞回一点什么实惠。白白花了那些钱,唉!在汕头生活了这么多年,至今倒没遇到查户口什么的。没有汕头户口而在汕头工作,按规定要办理暂住证,也要交纳一点什么费用,但一般外省人才会遇到这麻烦。)

不管我现在身居何位,不管我今后如何风光,我将永远记住我在社会底层艰苦谋生的日子,记住提着礼品站在那些人门口时的那份忐忑心情,记住那些人的家属子女睥睨我的目光,记住离开时在我身后那一声关门的脆响……失意时,以此勉励自己;得意时,以此使自己冷静,并永远对弱势群体充满关注和同情。

                      (作于1996年8月,整理于2003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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