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间已近而立，身后是一串崎崎岖岖的日子。

高中只读了一学期，辍学务农，开始业余写作。

县人事局考试招聘各区（现改为镇）合同干部，先进行预考，我考了个全区第二名，总分比第一名少1分，比第三名多28分。可是由于我没有高中毕业不能参加正式考试。在区公所还叫做公社的时候就在里面工作多年的父亲，总喜欢吹嘘他如何门路多多，扬言说只要我通过预考这一关，其它事情他一手搞掂。结果却是这样！

后来父亲服从区委、区公所安排，回乡（后来又叫管区、叫村什么的）当不脱产的干部（后来当村委会主任），我得以进入区公所做“固定临时工”（享受临时工待遇，却相当于铁饭碗，因之也“固定”）。由于我发表过一些稿件，在那时那个小地方略有文名吧，被安排在区委办公室负责新闻报道，编制则在文化站中。工资不足与我同时“入伍”的合同干部的三分之一（整理时附记：说到工资悬殊，我在上海一家劳动密集型的大型企业工作时的工资，是底层员工的十倍，是基层干部的四至五倍，但工资是由工作决定的；而在政府部门当临时工时，工资却是由编制决定的，同工不同酬）。

1986年，经在曲江县工作的二叔介绍，被曲江县文化馆聘用，编辑了一年《曲江文艺》。作为没有编制的临时工，我每月的45元工资是从拮据的办公费用中挤出来的，是单位干部员工平均工资的四分之一。就这区区45元，我还得自己去税所缴纳个人所得税，去领教税收人员的轻蔑与不耐烦（我记不得当时是交了多少，肯定不会多到哪儿去的，那人为这点钱开票显然是很不愉快的）。

县委组织部一位领导把他的外甥安排进文化馆，和我一起编《曲江文艺》。他的外甥对文学十分陌生，“写”了两篇稿给我看，要我编到《曲江文艺》中去。我一看，发现竟是从其它县文化馆寄来交流的馆刊中抄来的。我不敢得罪他，只是十分委婉地把他的抄袭说成是偶然巧合的雷同，没有给他发表。后来他转正了，我却被辞退。

1987年我回家乡，到学校代课。由于那时公办教师离职者众，师资奇缺，我曾一个人任两个人的课，任教初二、初三两级三班的语文。工资是公办教师的一半。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一些自称是“为政府打工的廉价劳动力”的人，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却满腹牢骚，埋怨社会不公，就是不想想自己终日无所事事，究竟为社会做了些什么。

我一直坚持参加自学考试，用五年的业余时间，以优异的成绩取得新闻专业大专学历。文凭满天飞，已经贬值了。我这张姗姗来迟的大专文凭在一些人眼里也许一文不值了，但它却花费了我多少心血呀！不管考风如何，我从不作弊。有些人带薪读书，得到文凭就能得到不少好处。而我的自学是在忙于工作中挤出点滴时间，参加考试所需一切费用，都是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挤出来的，取得了学历却得不到半点实惠。

那次在民办代课教师中考试转正一批公办教师，文化考核我成绩优异，交报名费、试卷费、考评费等，还顺应潮流到那些手握“生杀大权”的领导同志家里去串门。说来惭愧，我到领导家里去肯定是不受欢迎的人，因为别人多是一个“信封”放在兜里，我却是大包小包十分招摇，像探亲或看望病人似的。我转不了正，理由很充分：教龄不足十年。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要让我们这些教龄不足十年的人去参加考试，去凑这份热闹呢！原因很简单：参加考试的人越多，那些领导的门庭越热闹。

我从没放弃业余写作。迄今为止，发表过各类稿件二百多篇。

县文化局一位领导说要推荐我去某镇文化站工作，约我去他家面谈。我去了两次，先后花了几百元（整理时附记：也是大包小包，水果、烟酒什么的，现在想来，领导同志肯定不当它一回事，甚至反感厌恶。那时空手上门，临别时不动声色地留下一个小小“信封”，已经是很流行的举措，也有在礼物里面藏“信封”的。现在想来，领导在我走后检查礼品时一定大失所望，说不定会大骂我乡巴佬不懂世道行情。我之所以记得这一点，是因为花几百元可以说是我失败的主要原因，而在那时却是我一二个月的工资。花掉后，这一二个月的日子很不好过）。最后领导让他的侄子（也有说是外甥的，反正是听别人说的，除了知道自己失败了，其它的我不清楚）去了。那时候我还遵照一些热心人士的指点，去拜访那个镇的主要领导和文化站的负责人。记得是夏天，在炎炎烈日下东奔西跑，一次次鼓起希望，又一次次陷入深深失望。当在电话里得到失败的确凿消息时，沉重的压抑感使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县文化馆需要一名馆刊编辑。在业余文艺创作会议上，馆长拍着我的肩膀和蔼可亲：“如果你有城市户口，就可招工来编馆刊。”犹如在沼泽里抓到一根藤蔓，我在父母的帮助下，凑了6000元，买了个城市户口，兴冲冲地提着一百多元礼品，敲开了馆长的门。馆长听我说已买了城市户口，神色愕然而语塞。现在我已记不清他当时说了些什么，用什么伪善的理由把我打发了。我记忆犹新的是，离开馆长家时，已是暮色苍茫，那份凄凉的感觉，淹没了我。

1994年11月，我到汕头一家新办报社工作。这个报社的人员走马灯似地换，要站稳脚跟委实不易。我靠多年来艰苦谋生培养起来的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站住了脚，不久被任命为副刊部副主编，实为主编，工资一千多元，是我代课时的三倍多。

报社要求我们把户口迁进汕头。户口进汕头要交增容费，具有大中专学历的交5000元，中专以下学历的则要交20000元。我向公安局递交了几次申请，总得不到批准，一拖再拖，拖了半年仍没个准信。后来，在报社一位很有门路的领导帮助下，前门后门一起走，很快就把户口迁进来了。有趣的是，有人帮忙，连学历也不重要了，只送了一份很容易伪造的学历复印件。单位为我交了5000元增容费，我自己负责2000元人情方面的费用（同事知道我只用了这点钱就把事情搞掂，都说“很便宜”），后来还迁“粮卡”什么的，自己又花了500元。（整理时附记：这户口就像我的学历证书一样，至今没有真正为我捞回一点什么实惠。白白花了那些钱，唉！在汕头生活了这么多年，至今倒没遇到查户口什么的。没有汕头户口而在汕头工作，按规定要办理暂住证，也要交纳一点什么费用，但一般外省人才会遇到这麻烦。）

不管我现在身居何位，不管我今后如何风光，我将永远记住我在社会底层艰苦谋生的日子，记住提着礼品站在那些人门口时的那份忐忑心情，记住那些人的家属子女睥睨我的目光，记住离开时在我身后那一声关门的脆响……失意时，以此勉励自己；得意时，以此使自己冷静，并永远对弱势群体充满关注和同情。

　　　　　　　　　　　　　　　　　　　　　　（作于1996年8月，整理于2003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