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要装修房子，B君热心为他找“质优价廉”的装修工。我对B君的热心充满好感。后来知道他赚了10%的回扣，便很蔑视他。

以前在某公司工作，同事F女士为单位的春节活动采购礼品，票据上是一万多元，她净赚了五千多元。出于对我的信任，她如实以告。我当然不会告发她，但在心里鄙视她。

1986年在某县文化馆当临时工，每月工资才45元。有一次召开全县业余作者会议，馆长让我负责伙食事宜。结账时，饭馆开票虚开100元，老板拍着我的肩膀说：“这100元是你的。”我坚持让他按实重新开票。现在想来，当时也许是好心的馆长见我经济拮据，“委以重任”，想让我赚点活钱吧。

在社会的大染缸浸了这么多年，时至今日，我依然“不开窍”。我曾把客户给我的800元红包当成广告费为其刊登广告。

并非我不需要钱，1986年的45元只可购买一身低档衣服，现在的一千多元工资也常常让我捉襟见肘。但我总觉得做一个人，什么钱该拿，什么钱不该拿，总得有自己的准则。一遇到困难就放弃自己的准则，那也无所谓“准则”了。

去年帮助朋友C办了一件很棘手的事。C连普通会员都不是，却因为生意上的需要，要竞选某团体的“年度十佳”。他托我办这件事时，“十佳”人选已初定。他说事若办成愿花掉一万几千元。我这个人在事成之前从不作百分之百的保证，只答应尽力而为。他也许见我说得不够肯定，对我不抱希望了。我为他整理几千字的先进材料，拿表给他填，他竟弄丢了，耽误了一些时间。我帮助他突击入会后，他又去托另一位“很有本事”的人帮他入选“十佳”，被人家回绝了。可笑的是，人家回绝他时，这件事已在我手中完成了。如果那位“很有本事”的人不一口回绝，也许他压根儿也不相信这件事是我一手完成的。他问我要用多少钱酬谢人情，我说2000元。他说2000元太少，拿给我4000元。帮我办成这件事的朋友十分清廉，坚决不收（但愿不是嫌少吧）。我也一文不少地把钱还给C。

作为对我的酬谢，C说要赞助我出诗集。出诗集是我当时梦想，作为朋友间的互相帮助，我当然接受了。但我深知生意人一时头脑发热，把钱拿出来，你收下就是你的了，让他冷静下来，时过境迁，也许他便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了。过后，我又为C办成了几件小事，C便又提起为我出书的事。本来我希望能联系个出版社正式出版，但估计C顶多是资助几千元吧，便去宣传部办了一本准印证，省去“书号费”。

作为对他要资助我出书的回报，见他喜欢书画，我便向一些关系不错的书画家拿些书画送他。尽管他常指着挂在墙上的书画告诉我这一幅多少钱，那一幅多少钱，但我送他书画却从没拿他一分钱。书画家一般不会自己上门推销作品，大多由经纪人或书画商代劳。本来我也可从中渔利，但我不想做业余经纪人，也当不成书画商。我上书画家的门时，买点礼物也是自己掏钱，还欠下书画家的人情，弄不好还会让书画家产生误解。

C要印刷一本企业宣传册，已同他邻近的一位所谓朋友办的印刷厂讲定了印刷费用，后发现费用太高，便要我在汕头帮他找一家便宜一些的印刷厂。我为此跑了好几家印刷厂。有的印刷厂要以营业额的百分之十回扣给我，我不为所动，选了印刷质量好而报价最低的印刷厂来承印。巧的是，这家印刷厂的老板是我另一位朋友的朋友，一来二去也似乎成了我的朋友。为他们写印刷协议书时，C要我把诗集也写进去。

这家印刷厂的印刷费比C原先找的那一家少几万元，印刷质量也让C很满意。这家印刷厂曾许诺要给我2000元“喝茶”，我当时并没有拒绝，等到该业务全部完成后，封面过塑和运输费用在协议中没有提及，我便对印刷厂说我不要“喝茶”，让印刷厂在上述费用上让步，使双方愉快结账。

在这单业务中，我付出了不少时间、精力，可能还会让我所供职的报社以为我兼职赚外快。这本企业宣传册经我一字一字修改过、校对过。对印刷厂来说，他们把我当成C的代表，什么事总是找我，尤其是最棘手的事——催讨印刷费；对C而言，我又像是印刷厂的代表，总是向他催讨印刷费。付印方和承印方之间的跑腿，也大多是我完成。为朋友们的生意做些牵针引线的事，“一面做墙两面光”，何乐而不为！

但是印刷厂对我却不那么朋友了。协议中已讲定诗集要四印张，印刷厂说按协议中所定印刷费，他们要亏本，我立即让步，改成三印张。印刷厂对我的书一拖再拖，约定了几次送书时间都没送来。后来送来1000本，印刷质量极差，油墨偏淡，上下左右的留白也不整齐，有些字歪斜了，有些字淡得难以辨认，而最令人生气的是，经我校对了好几遍的九十多页的文字，居然有几页错得面目全非。对方解释说是电脑病毒引起的。我又得全部重新校对一遍，让他们改版重印。本来这1000本废品我完全可以退还印刷厂，但我收下了，只让他们再印2000本出来，凑足协议中约定的印刷量3000本则可。我还答应为他们保密，不让负责印刷费的C知道。其实C资助我出书的款额是不变的，印刷厂之所为，蒙受损失的是我呀！

后来印刷厂只送来一千多本，因为降低了期望值，我对印刷质量满意了，四边留白不整齐也算了，数量也不计较。我甚至觉得，印刷厂承印我的诗集，由于改版而有可能亏本，尽管改版是他们的过失造成的，但我还是有点过意不去。

最后我还是一心一意地促成C和这个印刷厂长期合作。为了减少麻烦，我让他们以后直接联系，不必找我了。如果要赚回扣，一般就不会这样做的。

在上面这些事中，我是不是有点傻？傻就傻吧，只要朋友们了解我清廉就行。可是朋友们真的了解我么？也许印刷厂会认为我赚了C的钱，C会认为我赚了印刷厂的钱。

在这场“生意”中，我除了不赚钱外，与中间商差不多的。正如生意有风险一样，我也以我的信誉作资本，承担着风险。任何一方蒙受了损失，都会先找我。我也曾为此忐忑不安，辗转难眠。

　　　　　　　　　　　　　　　　　　　　　　　　　　　　　　 （2003年4月24日收录）

收录时附记：

以文学价值论之，也许这篇手写稿早该清理掉了，居然会留着它六七年，现在还要费神费时，将其输入电脑，当成作品发表于自己的网站上，究其原因，并非敝帚自珍，而是该稿不是创作，而是实实在在记录着自己的过去，就像日记，故收录时将其副题为“生活手记”。拿它里面的我来与现在的我对比，方知自己确是变了许多。但我深知，千变万变，有些本质性的东西，却是想变也变不了的，比如正直、善良、廉洁。

过去的我有点呆板、迂腐，老实可欺，现在我截然不是这样了。我本质上依然老实，但神态上却没有以前那种让人一看就觉得可欺的“老实相”。现在我绝不以软弱示人，绝不讨人家同情，不想让人家不忍伤害我，而是让人家不愿或不敢伤害我。

不管我对文中的我某些方面如何不喜欢，收录时都尽量不作改动，以保留自己过去的真面目。

有人说我现在给人的感觉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凛然不可侵犯。但愿这不仅是恭维。

文中所写的是我在某报社工作时的事。我在里面的所作所为，有些便是我现在所不喜欢的。比如我为了回报C要资助我出书，向书画家拿书画送C。就我当时已经给予他的帮助，接受他几千元出书费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如果要书画，我可以凭关系向书画家朋友拿给他，但要让书画家得到一点合理的报酬；我自己不赚什么，为他省去中间商这个环节，已让他少花些钱了。可我当时总是把自己看得很便宜，顺便也把我的书画家朋友降价处理了，几斤水果就换走他们的书画。印刷厂一方在我现在看来，是十分市侩、不足为友的，他们当时不去想我为他们介绍了九万多元的业务，却口口声声说为我印诗集没钱可赚，一拖再拖也是这个原因，他们这样做完全是欺侮我当时太老实。前年我忽然想起这件事，越想越气，要他们把拖欠我的那些书及那1000本废品书，按印刷单价计算，退印刷费还我。我一认真计较起来，他们倒也认理了。我得了一点钱，也出了一口气。

客观地说，以前我不要回扣，心里或许有些矛盾吧，一方面确实手头拮据需要钱，一方面又想恪守自己做人的准则，可能还多少有点怕被人知道而丢了饭碗或愧对朋友的因素。但现在清高、廉洁却是实实在在地融进了我的个性、我的人格。在企业中身居要职大权在握之时，经过我手上的印刷费、广告费什么的，我从没向广告商、印刷商拿过一分钱回扣；对产品经销商的扶持由我决定，我总是力求公正，从没被经销商请一顿或拿他们一点东西。在我想辞职之时仍是这样，完全可以排除我不贪是因为怕丢了饭碗的可能。我还通过订立各种制度，来约束像自己一样掌握企业权力的人，在订立制度时我喜欢把掌权的人都假想成总想贪污受贿的人，力求事事有人监控，滴水不漏，不会让任何一人一手遮天。

当我奋笔疾书抨击贪官污吏之时，有人说，如果让你坐到贪官的位置上，你也会贪的；你不贪是因为你没有客观条件可贪。按这种说法，似乎任何人主观上都是贪的。

我曾把清官视为偶像，曾一心向往仕途，曾努力想挤到“体制”之中。就像屡次落第的康有为所说“你要改变一种制度，必须先挤进这种制度中去”一样，我想做个清官，首先必须是个官。现在想来，我这辈子是绝对不可能到“体制”中去了，现在也绝不会去争取了，但在企业中有条件可贪而不贪，难道到了“体制”中就会沦为贪官吗？如果本不想贪的人当上官后就变成贪官，那一定是制度的原因。

现在我总希望自己清高而不清贫，我也要钱，不愧于谈钱，但我希望自己的每一分钱都拿得光明磊落。比如现在如果为朋友的企业编印资料，我依然绝不向印刷厂索要回扣，但我向朋友报价时，会大大方方地把属于我的编校费列进去，当然倘若我编校方面的工作量不大，或者朋友不是做生意赚大钱的，我也会把自己的编校当成义务劳动。倘若我成了印刷厂的业务员，靠拉业务赚提成过日子，我向朋友拉印刷业务时会如实以告，坦然地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钱是肯定要赚的，但我会尽量让对方觉得物有所值。当然，我自己不要回扣，但我不会再把要回扣的人都看成是可耻的，对那些给我业务而要回扣的人，我也会与他们友好合作的。这是我现在做人的灵活性，也是因为要回扣的人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