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母亲，便想起生命的磨难，我会突然地鼻子一酸，心里涌起许多辛涩。

母亲一共生了七个孩子，有三个夭折。这对母亲是很沉痛的打击。在悲痛中重新站立起来的母亲，又得挺起肩膀，与父亲共同担负一家人的生活。母亲在苦难中学会坚强。

母亲富农的家庭成分是横在父亲仕途上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这使根正苗红、被称为山里秀才、年纪轻轻就被任命为大队（现改为村）干部并抽调公社（现改为镇）的父亲难免心存怨尤。

那时候的母亲，在田里拼死拼活地与生产队男劳力一起挣工分，放工回家时，男人们可蹲在墙角吸吸烟、说说闲话，母亲却要煮饭，在一家老小吃饭时，煮猪食、喂猪，在盘碗狼藉的饭桌上匆匆地把一家人的剩饭残汤吃下去，这时，生产队长又吆喝出工了。也许，体力的透支会冲淡精神上的痛苦。那时候的母亲，一方面为这个家含辛茹苦、全力以赴，一方面还得面临家庭破裂的威胁。当我们为了某个目标辛苦劳碌，使身体极度劳累的时候，往往是藉着精神上的一点安慰而挺过来。母亲当时的安慰是什么呢？母亲是怎样挺过来的呢？当拖着疲惫的身躯踏进缺乏温馨的家时，母亲心里涌上来的是什么滋味呢？也许，死死地守住这个家庭，把这群孩子拉扯大，便是母亲当时唯一的信念。为着这个信念，任何生活的困苦和精神的折磨都无法使她屈服。

母亲个子精瘦，干起活来十分泼辣，她脚快手猛，百多斤的担子挑起来能匆匆赶二三十里路不歇肩。那时候家乡很讲究封山育林，每年农历九月属农闲时分，把山成片成片分给社员（现改称村民）割草，平时不准上山捡柴草。有十多名护林员巡山，把守各道上山路口。但母亲常常在月黑之夜上山割草，割后在山上晒。两三天后又在夜里上山把晒干了的草收拢，扎成一捆一捆，挑到三十里外的两英墟去卖。由于路口有人把守，母亲左拐右拐，所走的是无路之“路”。原来母亲是有同伴一起上山的，但有的吃不了这些苦，有的到了黑咕隆咚的山坳，因风吹草动、树影摇曳、禽兽鸣叫，吓得要命，最后只剩下母亲一人。说母亲什么都不怕是假的，她的过人之举，是生活逼出来的。好多护林员为我母亲的胆量所折服，有时也对我母亲开开绿灯，看到我母亲挑着重担在无路之“路”上披荆斩棘蹒跚而行也不忍心去追赶。他们是我古道热肠的乡亲呵！

我一度流鼻血，一串一串地往下直淌，如失控的水龙头（写到这里，我忽然神经质地浑身颤抖）。夜里睡觉时，仰躺着，血流进肚里，第二天大便全是血污，走路也有点走不稳了。母亲用秤跎吊在我的脖子上，秤跎的绳子压住了脖子上的血脉，血就止了，头也渐渐昏晕了。拿开秤跎，好了一会儿，静静地坐着不敢动。但不久血又流下来了……如此反复。母亲整夜整夜不敢睡，照看着我，口里念念有词，向三尺之上的神明一遍一遍地哀求，要用她的命来换我的命。那时候的母亲，也许知道稍不留神我的生命就会从她手里悄悄地溜走。现在想来，我为母亲没动过上医院的念头感到诧异。但我不怨母亲。我只是想起那些早夭的生命，想起那些贫穷、无知的农村妇女只能用土药土办法来对付无情的疾病，我禁不住泪流满面。

现在母亲已六十多岁了，操劳了大半辈子的母亲仍不得闲歇。不肖子如我者，除了继续让母亲操心、操劳，我一时找不到什么良策。1994年我进入汕头特区，几经努力总算有了自己的房子和一份令人称羡的工作，我曾接母亲来住，母亲与妻龉龃，怕我为难，回乡下去了。母亲为我能在城市立足而感到自豪，而面对满头霜发、容颜憔悴的母亲，我欲哭无泪。

　　　　　　　　　　　　　　　　　　　　　　　　　　　　　 （199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