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写过不少信，最难忘的信却是一封不该发出的信。十多年过去了，想起那封信时，我依然十分愧疚。伤害别人的结果往往是伤害自己，那封信使我对此语深有体会。

1983年我还在中学读书，神差鬼使地迷上了写作、投稿，几乎每周都写有几篇稿投出去，巴不得一举成名。稿件投出后便是充满希望地等待，等待那些习作变成铅字飞回来。投寄着希望，收获着失望。整日里神经兮兮，患得患失。每当有人唤我去拿信时，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我只希望是报刊编辑部寄来的，比一般信封大的黄色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样报或样刊。然而我收到的往往是一封平信，薄薄的两三页信纸，相对于报刊来说，便显得轻飘飘的毫无份量。洁白的信封在那时的我眼里似乎是一张苍白的、令人看着不舒服的脸。我的心重重地跌落下来，沮丧得仿佛到了世界末日。那时候我真是“名”令智昏，鬼迷心窍，有没有发表作品，成了我快乐和痛苦的唯一理由。

信十有八九是他寄来的，写得密密麻麻的两三页。用鬼迷心窍来形容我当时的心绪实不为过，我极为功利，极为浮躁，一点儿也不想静下心来感受他对我的情谊。拿着他的来信，我居然有一种受愚弄的感觉，好像有谁说是样报样刊却变成他的信似的。

他小时候家贫如洗，来我家寄宿。一个狭窄的房间横着两张床铺，上面密密匝匝地挤着我和他以及左邻右舍借宿的男孩。我和他还算合得来，现在想来，这“合得来”有着他寄人篱下的诸多迁就。

他去当兵后便接二连三地给我写信。也许那时候，他还没有建立自己的社交网，我在他心目中是唯一的朋友。新兵连里，人地生疏，而他的新生活中有许多新感受、新发现、新喜悦、新苦恼，他需要倾诉，需要有人倾听。

然而我那时是多么自我中心呀，只凭着自己的心情，全不体谅别人的心情。我那时认为，与其给他写信、寄信，不如把时间、纸张、信封、邮票用来写稿、投稿。尽管我那时投出的稿绝大多数如泥牛入海，但我还是投出了大量的稿，而吝啬给他回信。我记得我给他回第一封信，勉勉强强地写了几句无血无肉的客套话，一页纸还写不完。他收到后很快来信，诉说我的信带给他的欢乐之情。

他那时的生活津贴只有八元，他还得攒起来寄回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买书寄给我。可是我那时的人生词典中，好像没有“感动”这两个字。现在想来，喜欢写作而不懂得感动，难怪我的“大作”总得不到编辑的青睐。

我给他的第二封信，便是我生命中一个刻骨铭心的错误。在这封信中，我说我只盼望着报刊编辑部寄来的样报样刊，对其它信不感兴趣。他的信哄得我满怀希望，拿到手上却是深深的失落，请他不必再给我来信了。

现在，他也许早已把这封信忘得干干净净，而我依然记得。这封寄出了十多年的信，依然在我生命的邮程中，从终点又回到起点，伤害着寄信人自己。

我现在打开信箱，最高兴的事便是在一堆印刷品、广告传单中，觅得一封寄自亲朋好友的信。

　　　　　　　　　　　　　　　　　　　　　　　　　　　　　　 （199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