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被气得要死。今天仔细想想，昨晚发火发得值不值。我又不是不知道，愤怒是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近来身体状况本来就不好，昨晚刚入睡，电话就响，吵了架，后来又气又急，还有许多想法，当然很难入睡了。但愿这次情绪风暴，不要太伤害自己的身体才好。

昨晚不急行吗？不发火行吗？有理不在声高，我又不是不知道。可我能从容不迫地处理好这种事吗？

昨晚不发那么大的火，轻声细语的，对方会不会认为我心虚。我这个人还没有学会不怒自威，何况在电话里，看不到神色，一切只靠语气和语言来表达。也许这种事落在一些人那儿，不会像我这样发火，不会像我这样急！其实我也好久没发火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似乎对世事越来越看淡了，越来越没脾气了。

昨晚，似乎是到了不发火不行的地步！

事情得从头说起。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一位行踪神秘、好久没联系的文友用手机打我手机，说他的弟弟肝昏迷住院，他的弟弟在迷糊状态中说到我的名字，希望我能帮忙找些钱帮他治病。

我和他们兄弟的交情是“境遇性交情”。1993年前后吧，文友夫妻开了一家书店，生意很好，后来又开了家分店，让他弟弟来看店。我那时在教书，业余时间多。我是书迷，便常到他弟弟所看管的书店中看书，其实是一边看书也一边帮看店，当然书是白看，店也白看。有时没回校，与他弟弟一块吃一块睡。当时这位文友似乎很红，便有不少人尤其是文友圈中的“成功人士”和他交往频繁，我一向属于“不成功人士”，只能在他们的边缘看热闹。当时有些人把他吹得蛮高。后来他做生意惨败，大力贬他的也是这些人。也难怪，因为他们被他借了钱，有的还为他担保向银行贷款，而他却玩起了失踪，只有我偶尔知道他的行踪，我当然不会通风报讯。借钱不还其实大多是因为没钱可还，并不见得人品多么卑劣吧。因为我没被他借去钱，故为他开脱也许是坐着说话不腰疼，那些被他借去钱却催讨无门的人难免有情绪，这也是可以理解。

好久没有他们兄弟的消息，现在居然听到了这个坏消息，我黯然神伤，第二天便前往探病。不知是文友报错还是我记错，第二天在某医院找了好久，问了好多医生、护士都没找到文友的弟弟。可气的是，我回拨了文友的手机，通了好久没接听，回拨了好多次都这样。我打电话问与他们有些来往的人，他们一无所知，有人说我可能是被文友骗了，说他到处骗钱，他可能是编个理由向我借钱，后来听我说自己境况欠佳，便打消了主意。他随口说了个医院，没想到我会信以为真去医院看望。我不大相信他会这样，心里总不踏实。隔了一天他又打电话来，我才找到了他们。关于他没接听我电话的原因，我问了一下，他顾左右而言他，我猜测是他没有拿电话号码本出来对照来电显示，怕债主索债，不敢接听。我第一次去医院看望时身上仅有八百元，打算“倾囊而出”，没找到，第二次找到了，身上只剩区区五百元，我“倾囊而出”，虽知是杯水车薪，但我只能这样，不好意思！不怕诸位笑话，我这些年也过得不容易，带一双手来到汕头，供楼、结婚、生子、生病，赚钱不多，花钱不少，2000年在上海干了十一个月，算是挣下了五六万元。春节回来，在人情花费上稍微大方一些，还掉了1999年因二兄犯案所欠人情债，把一万元放在父母那儿，这样下来，只剩下三四万元吧。在家养病闲了些日子，便抱着创业的雄心开了家小书店，租金、押金、装修、书架，尤其是书，很快就把钱都投进去了，还回乡向父母拿来五千元。书店生意不好，一关门，投进去的钱就打了水漂。由于身体的原因，不想到外地拼搏了，适逢以前工作过的澳士兰公司办公室主任余小姐热情相邀，加上老板的厚爱，我回到这家公司工作，驾轻就熟。汕头现在的行情很萧条，我仅是养家糊口过日子而已，只求合家老小平安。现在遇上文友的弟弟这回事，我仅能表示一点心意而已。当然我也希望，在他的交际圈中，有二十个像我这样，便也能凑上一万元，再加上他们的族人至亲好友，可以凑上几万元吧。

对于我来说，这事儿算是过去了。当然，接下来发了工资，手头宽裕些，再去看望一下也好！

谁知昨晚文友弟弟的老婆打来电话，说话的口气仿佛是我欠了她丈夫多大的恩情，现在是我报答的时候了，她强调说：“以前他帮助过你的。”我第一次对“帮助”这个词表示愕然。过了一会，又打来电话，把话说白了：她的丈夫说，我向他借了6000元，要我马上还他们。

天呀！这是怎么搞的！

我发火了。我怎么会向他借钱呢！

一下子想起来了，是他向我借钱呀。颠倒了！

1997年年初吧，文友的弟弟另立门户开了家童装店，资金周转困难，多次向我开口借钱，我找了6000元借给他。我办事谨慎，怕万一他生意做不好会赖帐，还让他写了欠条。1997年年底我生病休养，1998年初以“治病花了很多钱”为由向他讨回这笔钱。向人借钱需要理由，向人讨钱有时也需要理由的。他把钱还了我，我也把欠条还给他。这事就算完了，也已过去了好多年。我把这事说给文友弟弟的老婆听，并强调说：“借”这个词可以理解为“借入”，也可以理解为“借出”，她的丈夫一直昏迷着，在迷糊状态下说“我借过李老师6000元”，也许其用意是告诉家属，可继续向我借钱治病。谁知她言之凿凿地说，她丈夫向我借过钱她知道，现在她丈夫是说在我生病住院时向他借了6000元。赤口白牙怎么能这样胡说八道呢！听她这么一说，我对她及她那一直昏迷着的丈夫的同情消失了，代之以强烈的反感。她那丈夫与我关系一般，而且已多年没有联系，现在为什么要在迷糊状态提起我呢！提起倒也罢了，为什么要提起向我借过钱那陈年旧事呢！如果是借过我的钱尚未还清，那他这一提起倒让我感动，那钱早已还清，提它作甚！如果他再也没有醒来，还我一个清白，那我岂不背着这不白之冤！假设一条年轻生命的消失本来是令人悲哀的，但现在我居然想到的只是我的不白之冤。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我生病时向她丈夫借了6000元？这话从何说起！真的是她丈夫说的吗？如果是，他是不是太可恶了！一个人处于昏迷状态就可血口喷人吗？冷静下来时我也想到：怪罪一个神志不清的病危者，我这样是不是不对？

我1997年那场死去活来的病不堪回首，在那场病中帮助过我的人我却经常想起，来看望过我的人我也记得清清楚楚！当时我去潮州威士雅公司上班的时间才一个多月吧，为公司做过的事很少，只记得写过一份申请名牌产品的报告，办了一份企业报，写了一些企业宣传、广告文案。当时在威士雅公司的办公室昏倒在地，给整个公司制造了不少麻烦。老板梁先生及许多公司领导送我上医院，几天后老板又亲自送我转至汕头中心医院，他要我安心治疗，不用考虑医药费方面的事。那时我还是汕头澳士兰公司的企业报主编，澳士兰公司的陈经理一闻知此事，即告知老板，代表老板来看望我，还带来了2800元慰问金。尽管威士雅公司当时效益不错，但在花了它约10000元之后，我不好意思再花它的钱了，我让我的父母先后拿来了8000多元，在我快把钱用尽之时，谢天谢地，病情也好转了，我未经得医生同意，提前出院，回家休养了半年。这半年靠在家编每月一期的《澳士兰报》过日子，我很怀念在家编报的日子。在这场病中，先后到医院和我家里看望过我的人除了威士雅公司和澳士兰公司的同事、领导，还有李瑞林、李成烈、李文奇、李楚文、李裕彬、赵炀、陈启鹏夫妇、林少忠、郑文雄、肖涛生、郭大平、蔡奕勤夫妇、林暹才、陈海潮等朋友，还有我的两位母姨等亲戚；给我送来慰问金的有李楚文的兄嫂各100元、林少忠50元、我的学生陈景雄200元、母姨200元、肖涛生400元、李文奇1000元；在医院辛苦陪护的是我的母亲、二哥、我的学生吴克文、工友小林等；借给我钱的是赵炀。后来我病一好，即还清向赵炀所借的1500元，连李文奇的1000元慰问金也强行还他，因数目较大，如果是几百，我会收下的。

当时那场病好多亲友并不知道，有些后来知道了打电话过来慰问，农民作家、作家村长陈致和老师还专门写来一封慰问信，让我十分感动。除了偶尔打电话向我借钱便极少联系的那位文友的弟弟，当时也不知道。

我极少向人借钱。在1997年那场病中仅向赵炀借过。如果我真的需要向更多的朋友借钱，我把朋友的名单列出来，列上二百名之后仍排不上那位文友的弟弟，且不说交情深浅，以经济状况论之，我也绝不会向他借钱呀！退一万步说，就算借过钱，我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还清。我向朋友赵炀借过两次钱，都在两个月内还清。

经过这场争吵，我不想再理会文友的弟弟了。仔细一想，这场争吵是不是成了我不愿帮他的借口？我是不是很虚伪？我不时追问自己。

在作下面这个假设之前我先祈祷：苍天保佑我和我的文友们平安、健康！

在争吵之前我确实想过：假如他是我的文友，或者说我的文友陷入像他这样的惨况，我也许能以文学的名义向广大文友募捐，还可借在传媒工作的文友之力，以文学的名义向社会求助。尽管在当今社会，“文学”的旗帜并不耀眼；尽管在我的文友圈中，“文学”的声音并不响亮；尽管我身微言轻脸皮薄，但有时不得不硬着头皮、厚着脸皮站出来，以文学的名义说说话。可惜，他不是！幸好，文友们都平安和基本健康。

　　　　　　　　　　　　　　　　　　　　　　　　　　　　　　 (200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