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埋头填写着原料库存表，忽听身后有人唤了一声“李老师”，回头见一位陌生的女郎正望着我，显然是叫我。她具有令我眼睛一亮的效果。我好些诧异。她是谁呢？怎么认识我？

她走近一步，自我介绍说：“我是人事部的，我叫肖玉萍。”

我进厂时填写的登记表就送在人事部，而我到哪个室干什么工作都是人事部安排的，怪不得她认识我。

她履行公事似地问了我工作上的情况，递给我一份厂规，就走了。

这个厂的老板是香港人，管理严格。厂规规定，不准用电话谈私事，上班时间不准会客，不准带外人到宿舍过夜，女工宿舍不准男工涉足，等等。触犯厂规即被开除。不时可见食堂门口贴着开除员工的布告。

认识肖玉萍后，便常常会在人头攒动的食堂中，在上下班的人流中看到她绰约的倩影，她青枝绿叶的姿色在我眼里是一枝独秀的风景，而她看见我时，便送给我一个颇具亲和力的大方得体的笑靥。

每天傍晚，我常常到后面的山岗上散步。山岗上有许多松树，还有一个名存实亡的小水库，水库没有水，长满了草，四周是石堤，常常有许多人在上面坐着。我喜欢在这个山岗上看夕阳将坠彩霞满天的情景。那天我便在那儿遇上了肖玉萍。这是在厂外的环境下第一次与她邂逅。有风轻轻吹过，缤纷的霞光便在她的一肩秀发上跳跃着。那个黄昏便因此而格外抒情。

与她同行的两个女孩先走了，剩下我和她两个站着说话。我提议到石堤上去坐一会，她爽快地答应了。

在石堤上，我们谈了许久，谈得很开心，直到天空灰暗下来，万家灯火次第绽放，山岗上人影稀疏，才意犹未尽地离开。

从此我们便常常相约在这里聚谈。我们都当过教师，有许多相类的人生感受；我们都爱好文学，文学是百谈不厌的话题。我常常把刚发表的文章送给她看，她欣赏之情溢于言表。我和她之间的空气逐步温馨，了解逐渐加深。终于，晚上可以约她一起外出、一起去看电影了。彼此间那段羞涩的距离逐渐缩短，从一尺来宽的间隔到肩碰肩手搭手。我可以搂着她的肩膀过马路了，动作也从忸忸怩怩到理直气壮。回宿舍时，我送她到女工宿舍的铁门口，她进门后，回过头来，隔着铁门栏望着我。她的目光是一道幽深幽深的小径，循着这道小径，我正一步一步地走进她心灵的深处。

有一天，当我试探式地吻了吻她的头发、脸颊受到默许，得寸进尺想吻她的嘴唇时，她竖起一只手指按在我的嘴唇上。她说，等到还清了家里的债，并攒下一些钱可作急时之需之后，她会回到家乡去教书，她不喜欢光怪陆离的南方都市，她喜欢内地那种平静淡定的生活。我说我也一直想攒下一点钱之后，找个安静的地方来写作，我喜欢内地的安静和古朴，“我跟你回去好吗？”她听后，俏皮地说：“我要研究研究，再答复你。”

男工宿舍的热水不够用，要洗热水澡不容易。她知道后，让我每晚七点左右提着空桶到女工宿舍铁门口等她，她提一桶热水来倒给我。

那些日子，我被一个纯情、秀丽的女孩温柔体贴着、关心着，而我也深深地爱着这个女孩，我的心中幸福盈盈。如果没有爱情，这打工生活不知多乏味呀！

办公室主任是老板的妹妹，她把我从原料库存登记员提升为办公室高级文员。在办公室里，她就坐在我的对面。我常常会碰到她肆无忌惮的挑逗的目光。她常常走到我的身边检查我的工作，身体紧挨着我。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厌烦。我把这一切告诉了肖玉萍。肖玉萍说：“她这个人很变态，你要当心。当她无法把你搞到手时，会恼羞成怒，处处跟你过不去。厂里被她玩弄过的男工有好几个。她还是‘鸭店’的常客呢！”

后来办公室主任果然处处刁难我，有一次还当着老板的面把我写的材料摔到我身上，说我所写的东西狗屎不如。我愤而辞职。

我又开始找工了。找工有时是很困难的。路上那些找不到工的流浪者随处可见。他们有的连公共汽车都坐不起，背着包裹东奔西走。在找工的跋涉中，我深深的体会到，深圳只是有钱人的城市。

那晚，我回到宿舍铁门口，玉萍向我走了过来。她一定在旁边等我许久了。她通知我，我的床位已安排给别人了，我今晚就得收行李离开。说完，她凄然地问我：“在这附近，你有朋友可以借宿吗？”我摇了摇头。

我进去收拾行李时，她仍在一旁等着。我出来后，她便静静地陪着我走。我们不知不觉又来到后面的山岗上，我说：“坐一会吧，等一会我自己去找旅馆。”我们在石堤上坐了许久。那一晚月色如水。为了不招惹坏人，我们坐到树阴下。

她说：“你睡一会吧，你明天还要找工呢。”我把头靠在她的肩膀上，不知什么时候竟睡着了。醒来时，我身上盖着她的外套。欲圆未圆的月亮，如缺了一角的玉盘，寂寂地悬在天边，轻风剪剪，树影依依，芳草离离。凄美的夜晚，就这样在我们身边款款流过。

天亮分别时，她说：“如果你找不到工，一定回来找我。我这几天也让老乡、朋友帮忙找一找。如果你来时我在上班，就到这树下来，我把信塞在这个小洞里。”说着她指了指树头上的一个小洞。

又白白奔波了两三天，我回到那儿，果然在小洞里找到了她的信，她为我找到了工作。

由于相距较远，我们每月才见一次面。见面时，我们常常激动得难以自持。她柔若无骨地躺在我的怀里，任由我闯进她生命的深处。

后来我到了汕头，她仍在深圳打工。

一年后，她回家乡教书去了。她问我是否记得当初的诺言。我说记得，只是我一直赚钱不多，未能攒下什么钱，过两年再说吧。

又过了一年，她结婚了。

后来，动荡不定的生活，使我与她失去了联系。

不知她现在过得好不好。

每想起她，我只有深深的祝福……

　　　　　　　　　　　　　　　　　　　　　　　　　　　　　　　　　　 （199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