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去祠堂祭祀，在祠堂门口有个女孩叫我乙隆兄，还问我吃了饭没有。问吃乃家乡习俗，是问候语，相当于我们说你好之类，并非她有请我吃饭的意思。我即使饥肠辘辘也以“吃饱了”作答。对这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礼貌性问答一般是转身即忘的，我记下来并以之作为此文开头除了表明我作文平庸之外，就是因为在这一问一答间我发现那个女孩清秀、白皙、纯朴，整个儿给人清清爽爽的感觉。我家乡虽说盛产美女，但环境使然，大多缺乏气质、韵味，而这个女孩俏丽的眉宇之间似有一种脱俗的气质。我禁不住多看她一会，她把目光移到地面上，十分得体地表露出一点羞涩，对我的多看一会似不反感。我离家经年，不少比我小的人我不认识，可人家认识我，这并非我有甚出奇之处，只是应了家乡那句俗语：“千人识得和尚，和尚不识千人。”

后来便与这位女孩低头不见抬头见，门前不见屋后见，因为这几年村里大兴土木，各家各户建了新居，我与她竟是新邻。

有一次我一个人在家看一本谈神论鬼的书，看得鬼迷心窍忘了天气变化。她抱着一大堆衣服推门进来，说：“天要下雨了，别把衣服淋湿了。”我连忙致谢并请她坐坐。她把衣服放在我的床铺上，便坐在床沿上，把乱糟糟的一大堆衣服折叠得整整齐齐。她低头折衣服的神情，温存、细腻、专注，极具女人味。也许从那一刻起我就喜欢上她了。

我家又建房子时，她来帮忙。盖屋顶时，需要有人上屋顶给灰匠打下手，用绳子把瓦和灰沙提到屋顶上去。本来是我上屋顶的，可我在上面有点胆怯，手脚极不利索，总怕跌下来，还真的差点跌下来。她上来了，要换我下去做“地勤”，我有些不好意思，可是拗不过她，只好回到地面上。当我仰着脸看上面时，一块碎瓦不知怎么想跟我过不去，好端端的不在屋顶上呆着，不偏不倚地落在我的额角上。也许是为了引起她的重视，我小题大做地惨叫一声，仿佛银幕上中弹的敌人。她连忙下来，拿开了我捂住伤口的手，掏出一条手巾为我擦去血迹。那时候女孩子衣袋里喜欢放着一条手巾，折叠得四四方方的，有的还喜欢在衣袋口露出手巾一角。手巾常被用作信物送给情人，称得上很温馨、很纯情的服饰文化。手巾的消失也是一种文化的失落吧。她的那条白色的手巾绣有几朵小巧的梅花，给人一种雅致的感觉。我的鲜血沾在上面，洇开来，仿佛一朵怒放的红莲。她的这方沾有我鲜血的手巾不知下落何处，我常常想起它，却又不希望她留着。

中午大家都去休息一会儿，留下我看守工具。她不走，便陪着我。但我们又似乎无话可说，只是静静地各自坐着，隔着七八步远。我看她时，她便低着头。我也不好意思老是看她。抬头看屋顶，还没有盖好的屋顶一片狼籍；低头看地面，还没有铺砖的地面凹凸不平。忽然便看到有两只探头探脑的蚂蚁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跋涉着。对于蚂蚁来说，凸起的地方是一座山峰，凹下的地方是一个峡谷。尽管我的目光空空荡荡，可我的心却被一种温馨弥漫着。

那时候一个人时总要想起她。想起她，便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温情，轻轻地荏苒过我的心头；又觉得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像一只机警的小鹿，一步一步地向我靠近，我怕稍不小心，它就会跑得无影无踪。

我们的关系得以明朗，便是我用单车载她去十多里远的地方扫墓。那是一座历史悠久的祖坟，全村各家各户都有人去扫墓，村里为此专门包了几辆大巴。我总怕害羞的她也许会临时改变主意，跟大家一起坐大巴去，撇下我一人。可她却仍然按我们原先约好的，坐我的单车去。路上，大巴上有她的女友唤她上车，她红着脸拒绝了。她尽管害羞，但她愿意跟我在一起，她不怕人家说东道西，是因为她已铁下心要跟我好了，像她这样质朴、本份的山村女孩，是不会跟人玩浪漫的。

车上坡时，有些坡不陡，我是完全可以踩上去的，可她总说：“下来吧，我们慢慢走，别累着。”推车上陡坡时，她便把手放在后架上，弓着腰帮忙推上去。

由于家族的原因，我们的关系受到双方父母的反对。父母、兄嫂都张罗着为我找对象，生性软弱的我居然有了妥协之念，于是便有一个女孩覆盖了她在我心中的位置。那个女孩是她的好友。我竟然天真地以为，我不能娶她，娶了她的好友，对她也是一种安慰。最后的结果是，我和她的好友疙疙瘩瘩地谈了一段时间终于分手，而她与她的好友也形同路人。　

后来我一直未能取得她的谅解。她在深圳打工时，我曾给她寄去一些为她而写的文字，她回信说，她识字不多，看不懂。她只读小学三年级便因家贫辍学，看不大懂也许是真的，但她不肯原谅我却是肯定的。

现在她与一位比她小几岁的人结婚了。像她这样温柔、体贴的女人，谁娶了她是谁的福分。但愿这个人懂得珍惜。

　　　　　　　　　　　　　　　　　　　　　　　　　　　　　　　 （199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