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与我家小姑是闺中密友，又是邻居和同学，双双上完初中，便辍学务农。她俩一走出校门，乡人惊奇地发现，两个黄毛丫头不知什么时候竟出落得山明水秀，鲜艳夺目，于是双双被选进大队业余剧团。白天在生产队跟社员们一起脸朝黄土背朝天，夜里便活跃在大队的舞台上。我家小姑总是笑场，只能当群众甲群众乙之类，忍俊不禁时背过脸去也没人注意。她却在几场戏下来脱颖而出成了主角。那时候戏中的女主角的戏份很重，都是很革命很重要的人物。“演而优则士”，后来竟一跃成为大队第二把手。那时候大家都在村子里进行集体劳动，挣工分，分口粮，没有其它活法，连生产队长都很像那么回事，何况大队干部。于是她便显得格外醒目，与我家小姑也逐渐疏淡，这主要是工作忙吧，与“人阔脸变”无涉。

后来大队书记的儿子追求她，许多人对她进行“车轮战”，软硬兼施，她不为所动。这件事在村里搞得风雨一场。具有戏剧色彩的是，公社书记的儿子也神差鬼使地爱上了她，来做工作的人走马灯似的，所施加的压力更大了，她仍然不屈服。她在舞台上所扮演的英雄人物革命性坚定不移，转移到个人生活中竟然也是如此“顽固”。其实公社书记的儿子和大队书记的儿子并非拿不出手的“货色”，放在姑娘堆里一定抢手，大胆追求者时有所闻，暗送秋波者肯定不少。然而她不知是哪根神经“搭错了线”，多少人深感不解，且为之叹惋不已。

后来她当不成第二把手了，连第一号女主角的地位也受到威胁。就在她日趋暗淡的日子里，幸运之神并不吝啬对她的偏爱，又一次降临在她身上，县剧团看中了她。众人议论纷纷，这回她必走无疑了。可她又一次让众人大跌眼镜，她坚决不走，她成了一个谜。

当谜底揭开时，三四千人的乡村再次为之轰动，她要嫁给一个全村家庭成份最黑的人。此人父亲是解放前的村长、大地主。此人是解放后出生的，用那时的俗话说，是“前跟不上封建，后跟不上民主”的人。虽说“出生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可那时却是极重视家庭成份的。他是她的同学，当然也是小姑的同学，也读完了初中。可是小姑一直看不出她对他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当真相大白时，小姑的吃惊比谁都大。

能够不顾一切爱一个人，在我所认识的人中似乎只有她。然而她爱他什么呢？也许是饱受压制之故，衣衫褴褛的他分明有些琐屑、卑怯。在那时时兴的各种批斗会上，他有时还得顶替生病的父亲，与其他“牛鬼蛇神”一起，蹲在台角接受批斗，而她就是在台上风风光光、正襟危坐的女副书记呀！她爱上他，这是何等巨大的反差，是对世俗何等轻蔑的嘲弄！她为什么爱上他？是心底那极度的善良而产生极大的同情吗？我家小姑可以说是她唯一的挚友，却对这个问题大惑不解，而她本人，已把答案带进了坟墓。

她后来的人生称得上是“红颜命薄”这句话最有力的佐证。

她嫁给他后，先后生了三个儿女。为给他的父亲治病，一个家早已被折腾得四壁萧然。有了孩子，负担就更重了。由于受到歧视，丈夫在生产队像牛一样干活，得到的工分却不多，而口粮是按工分分配的。

修水库时，她常常去捡拾民工们的剩饭残菜，拿回家让一家人吃。公社书记的儿子恰好是水库工地的副总指挥。我不知道她去捡拾剩饭残菜时是否遇到过他，倘若遇到，她和他心里会是怎样的感受呢？

包产到户之后，农民们可以做些小买卖了。她便把一分一分积攒起来的三十元钱拿给丈夫，于是丈夫到两英墟上贩一点鱼挑到山里去卖。

本来应该是苦日子熬到头了。然而，她的丈夫病倒了。为给丈夫治病，家里能卖的都卖了，亲友能借的都借了，据说，她甚至把身子都“卖”了几次。可是，她的丈夫还是甩手西去。

她接过丈夫的卖鱼担子，挑起了还债与一家生活的重担。

一年后，人们看见她的腹部隆起，走路时，里面的水咕咕噜噜地响。她有肝病，一直硬撑着，现在已呈重症，仍挑着鱼担子进山。人们劝她去治病，她只是苦涩地笑了笑。她说她是穷人得了“富人病”，这种病很难治好的，她不能把钱丢进无底的深渊，她要争取在有生之年为孩子留下点钱，她的三个孩子都在上学，学习成绩都很好。说到孩子时，她的眼睛便有了光彩。

她终于未能为孩子攒下多少钱，带着说不尽的遗憾，走过了她的一生。

在她去世之前一月左右吧，我回乡时，她曾向我打听，人的一些器官、人的遗体，是不是可以卖？到哪里去卖？我凄然地劝她保重身体，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还硬塞给她两百元。我知道我的这点钱不可能对她的命运产生一点轻微的影响，我为自身的渺小怅然不已。

　　　　　　　　　　　　　　　　　　　　　　　　　　　　　　　　（199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