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父亲的吹牛，李某稍举两例。李某买房子是分期付款的，父亲帮李某买房子的钱除了首付几万外，便是每月1000元。可父亲会对人家吹嘘已经为李某买下多么了不起的一所房子，每月还要给李某1000元。听信他吹牛的人便来批评李某，怎么能这样没出息！来批评的人便给了李某澄清的机会，没有来批评的人就永远把李某看低了。父亲逢人就说李某的女儿上大学后，他要给多少钱。其实就算已经给了，也不必到处说呀！何况，李某就一个女儿，李某早就为女儿准备好了大学的一切费用，父亲要给，李某也不会要呀！多病的李某是宁可无钱治病也不会让女儿无钱读书的，清高的李某也不肯在经济上向人求助的，佛菩萨、神明保佑，李某并没有落进无钱治病的境况。李某女儿是李某父亲去世后才上的大学，现在已经是硕士生了。父亲26万元存款在丧事、坟墓上花得差不多了，剩下一点钱由母亲掌管。母亲曾隆重地对李某的妹妹说，要给李某的女儿多少学费。李某对妹妹说：“不用！”李某讲这些，只是为了减少亲友们的一些误会。

李某听到父亲的吹牛会很不屑，但李某现在又是多么愿意再听到父亲的吹牛呀！如果父亲还活着，李某照样会因为听到他吹牛而不屑、不耐烦，但父亲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从来没有一个人的去世，像父亲这样，让李某感到人生的虚无与悲凉！

尽管李某从不讳言父亲性格上的缺点，但从人格上看，父亲怎么说也是个堂堂正正的好人！

父亲的吝啬、节俭不止是对待他自己的钱财，对待公家的钱财，他也是这样。他当水利所长时，去为那些穷村修水利、修小水电站，在用钱方面总是省得不能再省，那些承包父亲工程的小工头都说：“咸水是喉干的人喝的！”他回家乡林招村当干部，为家乡修了学校和桥，都是花钱极少的，那时候哪有什么钱呀！李某多次看到那些小工头来向李某的父亲诉苦叫穷，母亲曾把一瓮萝卜干送给一个小工头，因为他说没有钱买菜了。

李某家乡林招村是财丁旺地，出过不少有钱人。有钱人如果不是特别有钱，要在地方史志上留下姓名不容易，一代又一代富人随风而逝了。人丁嘛，非常可观。从创寨的一世祖传至李某女儿这一代，才12代，本村、分村，加上移出去的人，总人口可能接近万人了。家乡总体上重钱不重文，正因为不重文，这么旺盛的人口，至今没有族谱，也从未见有钱人愿意赞助族谱。李某把家乡的传说、山水、风情都写进文章中，正是李某使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山村，“报上有名广播有声”。以前家乡还会有人对此表示欣赏，现在，没有人会当一回事了。只认钱不认人，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是世风使然，不独李某家乡。没有钱，病人治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学，老人养不起老，连死人都葬不起。强制火葬，火葬费很贵，而墓园中，一块坟地几十万。李某的家乡在山区，土地多的是，可现在宅基地却贵得惊人。城市的土地是国家的，城市的房地产很贵；农村的土地既是国家的也是集体的，农村的土地越来越不便宜。那些卖地的钱流到哪里去了呢！

同家乡所有人一样，李某祖上没有出过什么文人，如果李某家族在林招村勉强算得上书香门第，那便是从父亲开始的。

李某十分佩服只读了四年私塾的父亲居然会喜爱上文学，会写些押潮汕方言韵脚的民谣去投稿。李某喜爱文学，与父亲应该有些关系，但这可能并非好事。如果李某不喜欢文学，不总去想一些天外天的、与现实利益无关的问题，在世俗人的眼里，李某的境况可能比现在要好。李某深知自己，只要上课认真听讲，课后并不用努力，学习成绩就会特别好，但李某上课时，常常陷进各种狂想中不能自拔，弃学习成绩于不顾，走上社会后，也常会这样，弃现实利益于不顾！这能全怪文学吗？没有父亲的文学，李某这样的性格会不文学不哲学吗？

李某对父亲的文学，只在读小学时会欣赏，稍大，便不以为然了。父亲总喜欢吹嘘他的文学，但他这辈子，也只是在《汕头日报》发表过两首歌谣，在每期的《潮阳文艺》上发表一些歌谣。李某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就在全国不少报刊发表过400多篇（首）文学作品，有的还是上万字的小说。李某给潮阳文化馆投稿之后，熟悉李某父亲的文化馆老师们，便认定李某一出手就比父亲强得多。有一年，李某送一个小潮剧、一个方言快板书去文化馆参加那时代一年一度的业余创作评比，文化馆的老师们都不相信这两个作品出乎一个木讷、腼腆的山村少年、高一辍读生之手，但从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这些作品是李某父亲代笔，这是李某比韩寒幸运的一点。总人口247万人的潮阳市（后来拆分成汕头的两个区），有个文化团体，曾一度，每年会邀请全市在省级或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过作品的人来开会，给予奖励，在省级或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过作品一篇者为三等奖，二篇者为二等奖，三篇或三篇以上者为一等奖，还把这些作品的篇目公布于小报上。李某总是一等奖。1994年李某到汕头工作，1995年李某去潮阳那个文化团体汇报那一年度作品发表情况时，那个团体的领导开玩笑似地说：“你已到了汕头，是大城市的人了，就别来潮阳这个小地方争什么名利了吧。”后来，李某收到那份小报时发现，那一年，李某在省级或省级以上报刊发表的作品篇数，多于潮阳全市作者的总和。

李某祖父是个老实农民，是“贫下中农”中的“下中农”，在非常重视家庭阶级成份的年代，这种成份，对子女的命运来说，不算好也不算差。据李某父亲说，李某省吃俭用的祖父在1949年累积了一点钱，有些懂得社会形势的地主想以很便宜的价格卖掉土地，李某祖父想去买，因李某父亲的极力反对而不了了之。如果真的在1949年买下土地，那确实是冤大头，买了顶“地主”高帽，戴着这顶高帽的人，在1949年之后近三十年中，很难活出个人样！父亲只读了四年私塾，与他一起读过四年私塾的同村同辈人有好几位，只有父亲能成为村干部，继而因为“有文化”而被借调到红场公社（后改为区公所，再后改为镇），这既是因为父亲聪明，四年私塾没有白读，也是因为家庭成份不差。

父亲到了公社，先是当农场场长，后来便是水利所长，但一直没有转正。那时代，农村户口的人要获得体制内正式编制是很困难的，借调了20多年，还是借调，还是没有退休金的农村户口。父亲肯接受领导的动员和乡亲的邀请，回家乡当村干部，有个条件，便是让李某去区公所工作。李某当时在招聘合同干部的考试中总成绩名列全区（区相当于镇，不是县级区）第二名却因为没有高中毕业未被录用，李某当时已在电台、报刊发表了一些东西，那时候能在报刊、电台发表东西的人甚少，但李某并没有被破格录用，只能靠父亲的交换，才能在1985年2月进入区公所工作，其时李某未满十九岁。

李某在这件事上十分对不起父亲。李某在区公所工作得好好的，因为会写东西，颇受区委书记和区长的欣赏，但因为喜爱文学，走错了一步。被家乡人误以为当了大官的二叔其实只是曲江县民政局的一个股长，是从部队转业的，李某把自己在报刊上发表作品的情况告诉他，希望能获得他的帮助，争取到更好的发展空间。恰好曲江县文化馆需要一个人去编辑《曲江文艺》，于是，李某便在二叔的推荐下，凭自己发表过的作品，以及按曲江县文化局一位副局长的要求写了一个小话剧被认可，获得了这个工作，工资比在红场区公所低。几年后，区公所改为镇政府之后，有了不少转正的机会，与父亲同时代的那批借调到公社的农村干部，一个个转正为国家干部，与李某一同进入红场区公所工作的一批年轻人，也都转正了，现在，他们一个个都当官了，最不济的也能混上个副镇长这样的级别。李某的二叔也许是能力所限，也许是不上心，李某被曲江县文化馆借用了一年，曲江县一个官员安排他的亲戚去接替了李某的工作，李某就离开了。

回家乡后的李某去当教师。在民办、代课教师大规模转正的时候，李某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转正所需的考试、测评等，以为十拿九稳了，又一次被文学误了，被汕头文化部门的一位领导推荐去一个新办的报社编辑文学副刊。那个报社挂名于工商联，据说以后会有编制的，还从汕头日报社、汕头特区晚报社借调来了一些人。后来，出钱的老板也就是报社的社长因经济问题被抓了，那个报社关了，李某从此便开始在一些企业打工。李某当年转正的名额也被人顶替了。当年转正的那批人，现在都是学校或教育局的领导。

李某用失败者的口气讲述这些往事，是迎合世俗人的看法，不是李某的真心话。从2000年在上海“宁可辞职不入某dang”开始，李某就有宁可饿死不入ti制的决心。对父亲的内疚，则是真诚的！父亲那一辈人，都把“赚政府食”、“当官”当成光宗耀祖的事。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这个观念至今并未过时，考公务员热就是明证！从实际利益出发，如果不是成功的企业老板、商人，“赚政府食”总要比给老板打工强，因为“赚政府食”旱涝保收。李某在这方面，一定让父亲非常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