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某一直相信，ti制内也有好人，因其少，更显珍贵。电影《无罪》是ti制内媒体领导编剧、ti制内媒体投资摄制的。也许是用心良苦，该片属于歌颂类，歌颂的是一位检cha官，电影原名就叫《检cha官》。说的是一个真实的案件。

开长途货车的张氏叔侄顺路载一个女人到某处，女人下车后被奸杀，叔侄被定为凶犯。驻狱检cha官察其冤情，为其申请翻案，到处碰壁，被迫退休。

电影中人物有含冤者及其家属，有ti制外的律师，有ti制内的检cha院人员、fa院人员、公an局人员、监狱人员、信访部门人员、市wei人员、市政fu人员。含冤者及其家属不必算在内，正面人物就是ti制外的两位律师以及ti制内的一位检cha官，除此之外，影片所展现的ti制内群体形象，可以说没有正面人物了，即使不是作恶的反面人物，也是没有同情心、没有正义感的人，对待上访百姓乃至律师、申请翻案的检cha官，态度十分恶劣。虽然影片中对刑讯bi供轻描淡写，但还算有所表现。ti制内人员对待上访百姓的冷漠、不负责，则在影片中得到较充分的表现。人家卖了房子，上访七年，一次又一次递交了申诉材料，工作人员收了材料给张收条就把人家打发走，律师来查询时，这七年上访居然连一个记录都没有，这七年其实就是白跑了。含冤者在狱中每周寄三封申诉信，七年间一点回音都没有。

正因为是ti制内官员编剧、ti制内投资摄制，此片的编导应该是很矛盾很痛苦的，既想拍成一部能公映的能在ti制内受到肯定的电影，又想尽量客观真实。有两个细节处理得很好。门卫没有粗暴驱赶上访者，而是给他送了一瓶水，劝他走，既告诉他，你这样做，是没有用的，又说出自己的难处，没有赶走上访者，会挨领导骂的。本来对待含冤者很粗暴的狱官，在检cha官的影响下良心发现，悄悄地送给含冤者很多邮票，供他寄申诉信。这两个人，如果现实上真的这样做，那在ti制内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如果你是个坏蛋，想买通贪官陷害他人，要制造一个冤案并不简单，需要同时打通公、检、法三家才行。可是，几个因真凶落网而得以平反的冤案，并没有谁去买通贪官制造冤案，那三家人员，就这样同心同德地把冤案给造出来了，尽管漏洞百出，手法并不高明，却能弄成难以翻案的铁案。查一下叔侄出收费站时间就知道他们没有作案时间，偏不去查，只提取有利于制造冤案的证据：进收费站的时间。死者与凶手搏斗而指甲缝中有凶手DNA，与叔侄并不匹配，这么明显的疑点，硬是被公、检、法多少专业人员忽略掉，律师提出来，仍未被当作一回事。李某真想来个诛心之论：许多冤案是为完成任务而故意制造出来的。李某认为，如果含冤者已被执行死刑，冤案制造者应判为故意杀人罪。

为了让这部电影能够顺利通过各种审查，能够公映，编导一定做了许多让步，比如冤案的主要制造者，“女神探”聂海芬，应是电影中的大反派吧。电影却比较温情地表现她带领刑侦人员连夜奋战、吃方便面、亲自做红烧肉给队员吃等。“女神探”聂海芬，是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的女民警，被媒体称为“牵头主办重特大案件350余起，准确率达到100%”的女预审员。央视12频道推出“神探”系列之“无懈可击聂海芬”，只选她最得意的一个案件来说，“没有物证和人证的奸杀案”，正是电影《无罪》所说的冤案。她最得意的案件，是一起漏洞百出的冤案，那些她不那么得意的案件，就没有冤案了吗？

李某在一篇专门评论聂海芬的文章中说过：非法律专业的李某也知道“疑罪从无”、“无罪推定”、“重证据，轻口供”，也就是说，你发神经说自己杀了人，却没有物证人证，就不能把你定罪。但我们的“神探”恰好相反，“疑罪从有”、“有罪推定”、“轻证据，重口供”，于是所谓“破案”，便是不择手段逼出你的口供。聂海芬接到那个“奸杀案”时，心里便铁板钉钉地认定张高平叔侄的犯罪属实，以后她所付出的心血，便是如何使无辜者成为杀人犯，并使案结得“无懈可击”，“时间精确到秒，距离精确到米”，成为铁案。

电影可贵地还原了聂海芬破案后接受电视采访高谈“无懈可击”的真实情景，还原了她因“侦破”张氏叔侄案而立功受奖的鲜花奖杯场面。

张氏叔侄冤案平反后，有媒体以“聂海芬的刑讯逼供，就是江姐也受不了”为题，报道了聂海芬的办案手段，其中种种，大家可以自己去搜索来读，李某这里就不引用了。

看完电影《无罪》，李某对律师又多了一层敬意，尽管李某知道在某guo，可敬的律师并不多。不时见媒体披露，不少女律师是与fa官在床上办案而胜诉的。当然，有些现象是不能怪律师的，什么样的法律环境，就会出现什么样的律师。

电影《无罪》比冯氏的《我不是潘金莲》要早些时候，可《我不是潘金莲》却被誉为大胆突破禁区、某guo第一部反映上访的电影。在《我不是潘金莲》中访民是什么样的形象呢？范冰冰所扮演的雪莲与丈夫假离婚，弄假成真，前夫与别人结婚，认死理的雪莲也愿意离婚，却要前夫与她复婚后再离婚。她无力拿出前夫与她假离婚的证据，到fa院告前夫未果，fa院并没有错。她却从此成了铁杆访民，一级一级上访，直到北京。fa院院长、县长、市长、省长等官员被她折腾得团团转。雪莲还想雇人杀掉前夫及县长、市长等。

李某在评论《我不是潘金莲》时说，某名牌大学著名教授称访民百分之九十九是偏执狂者、精神病人。我们很反感这种说法。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那么多访民，肯定有偏执狂者、精神病人，但也有呼格吉勒图、聂树彬的父母。儿子被屈打成招，被当成杀人犯枪毙，真凶落网后仍多年不得平反，“自治区开两会时正是一年最冷的时候，呼格吉勒图的父母就在会场外不远处站着，也不闹”，这才是有良知的电影应该表现的访民形象呀。如果环境不允许你这样表现，那你可以不表现呀，可你却要在你们所称的“唯一的一部访民题材电影”中，让人们看到的访民却是偏执狂者、精神病人，而官员虽然没有被正面歌颂，不时还被编导、观众讥笑一下，却都是厚道的无辜的。这分明是一部反映“刁民欺官”的影片，是貌似批评官府实则为官府涂脂抹粉的影片。现在某guo还在官强民弱阶段，远未进入公民社会，出现这样一部影片是十分不该的。

在电影《无罪》中，我们不时看到的访民，才是某guo访民普遍的形象，是值得同情的形象。

与呼格吉勒图案、聂树彬案一样，叔侄冤案也是因真凶落网才得以平反的。影片致力歌颂的那位检cha官，在调查中阻力重重、寸步难行，对冤案的平反，并没有起多大作用，唯一的作用，便是帮含冤者找到律师朱智勇。但不管怎样，他确实是一位有良知的检cha官。在影片之外，在现实中，据《南方周末》报道，这位检cha官给浙江省检和浙江省高法分别寄送申诉信和案情疑点材料，前后寄了五次，没有回音，打电话听到对方说：“我们不可能办错案。”

张高平叔侄冤案中还有一个关键人物，便是“牢头”袁连芳。“牢头”，即“狱霸”。据《南方周末》报道，张高平案的判决书列出的26条证据中仅有一条是直接证据，即袁连芳的供词。被控造下灭门惨案的马廷新获无罪释放，马廷新案中有一个作伪证的犯人，也是袁连芳。袁连芳因贩卖淫秽制品被杭州拱墅区法院判刑6年，成为“狱侦耳目”，在服刑间出现于多个看守所，通过殴打、虐待嫌犯逼使嫌犯说出“犯罪事实”，然后举报并上庭作证，至少协助制造了马廷新案和张高平案两起冤案，因“多次调派外地协助公安机关工作”减刑10个月。可敬的《南方周末》特约撰稿人找到了神秘失踪的袁连芳，但除了记下他疾病缠身的现状，并没有从他口中挖出多少有价值的东西。他突然喃喃自语：“我很想说当年的事情，但现在不能说。”每次上出租车前他都要警惕地环顾，看是否有人跟踪自己。李某在一篇专门评论袁连芳的文章中说，他隐藏了多少“铁案”背后的秘密？与其说他怕被报复，不如说他怕被灭口。在电影《无罪》中，这个牢头也被提到了，但有些话“现在不能说”，所以，不了解案情的观众，必须有较高的逻辑推理能力，才能看明白。

李某在多篇文章中质问，如果冤案平反只能靠真凶落网，那是多低的概率？案已结成铁案，还有谁会去侦查真凶？真凶不落网，或者知道某案已有替罪羊，因为其他案件而落网，也不会供出某案，这两种情况肯定更多。令人发指的是，有些真凶落网后在审讯室甚至在法庭上供出已有替罪羊的某案，会被以“与本案无关”为由喝止。当然，不管是故意还是非故意，把冤案制造成功后，极力阻挠翻案、掩盖真相，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及人格逻辑。因此，有些冤案在真凶落网后仍需父母上访多年，在ti制内良心媒体与良心人士的帮助下，历尽艰辛才得以平反，便不足为奇了。

平反后怎么样呢？含冤者会获得国家赔偿。赔偿得再多李某都不会说个“不”字。让李某反感的是，这些赔偿没有一分钱来自冤案制造者，都来自纳锐人。这公正吗？李某认为，这些赔偿款至少要有一部分来自冤案制造者。

清末杨乃武和小白菜冤案，并没有谁被冤杀，平反后，从地方到省级，有100多名官员被革除顶戴花翎，永不续用；仵作沈祥杖十，判徒刑二年；门丁沈泉杖百，流放两千里；知县刘锡彤革职，发往黑龙江。当时法律规定，一般妇女犯罪和年逾七十的人犯罪可以用银赎罪，当时刘锡彤已经超过七十岁，但判决书中规定他不准用银赎罪。

于今，通过已经平反的几个冤案可以看到，冤案制造者们受到的处罚，甚为轻微。推动冤案平反的人所得到的或明或暗的“奖励”，有时比冤案制造者们所受到的处罚还要惨。

电影《无罪》中律师朱智勇原型是朱明勇律师，检cha官张红旗的原型是检cha官张彪。向他们致敬！

演员胡明饰含冤者，尤勇饰朱智勇，王洛勇饰张红旗。他们在片中都有出色演技。向他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