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Y给李某的待遇，李某不愿说什么。如果嫌少，可以走人，李某不喜欢怪责报酬低却不愿走人。李某身体不好，在Y这里工作，类似于在家里工作，累了就休息。每天工作两小时左右，正好养病。每月完成五集电视剧本，对得起工资。

Y总打电话过来，C不敢也不愿接他电话，响了好久，总得李某去接。Y的电话之所以让人厌烦，一是啰嗦，经常反复讲述他的人生故事；二是指责，他从不表扬人，在书的出版过程中难免有些不同意见，不合他意时他要指责。他是极度自恋的人，总喜欢说自己以前多帅，多吸引女性。他喜欢照相，如果手机自拍提前三十年，他一定比任何一位美女都更喜欢在朋友圈中晒相片。他要在第三部书中加上许多自己的相片，C认为有些相片不加为好。C的意见是对的，但C不敢当面跟他说，只是阳奉阴违地把Y的相片偷偷拿掉。Y在这方面灵精得很，他发现书中的相片比他想发的少了许多，打电话过来指责，李某听电话，受指责的便是李某了。李某这个人，不会一听到指责就推到别人身上。虽然书的各种署名上没有李某，但许多工作是李某在做，关于书，Y有什么意见也总是直接打电话给李某。干活最多，受指责便也最多，因为不干活便没有什么不合Y的意。再加上接电话，代人受过，代人辩解，最后，李某便会给Y给周围的人这样一个印象，在三个人中，干得最糟的就是李某！在李某的打工生涯中，还遇到过几次这种情况，你有能力，又干出些成绩，尽管你很谦和，与人为善，但同事们可能群起而攻之，不是跟你这个具体人过不去，而是出乎一种自我保护的天性，怕你升上去，压住他们，怕自己被淘汰。他们不谋而合，都想损你一下。他们也许不坏，并不想打破你饭碗，只是不愿让你比他们强。因为大家都损你，你便可能成为“最坏”的人。所以，李某见怪不怪了。

C重视署名，也重视稿费。Y邀那位美女编剧来谈合作时，C要求署名第一位，还要求分稿费，不敢自己提，让李某向Y与合作方提，被Y否决。李某料定Y不可能给自己和C稿费，因为已发了工资。李某直接帮C向合作方提署名的事，合作方倒同意C署名第一位，人家只重视钱，不在乎虚名。但汇报到Y那里去时，又被Y否决了。第二次有编剧应邀来谈合作，C不敢提稿费了，只提署名，也不敢提署名第一位了，只要在编剧栏上有他的姓名就可以。对方立即同意。由于没有争第一，Y也不说什么了。C只重视署名，至于对方怎么改编，他不管。这与李某不同。李某若没有付出较多，决不署名。李某只重视真真正正属于自己的文字的署名权。自己的文字，写得再差李某也愿意署名；别人的东西，不管好坏李某都不愿挂个虚名。

又有一家影视公司来谈合作，承诺在“剧本原著”一项署C之名，C高兴了，全力站在合作方一边说话。先拍第一部，四十集，合作方要Y投四千万，却没有在回报上做任何保证，也就是说，不管制作得怎么样，不管能否上电视台播映，对方照样能拿走Y的四千万。单凭对方要Y单独另出两百万元编剧费，每集五万元，就知对方胃口不小。李某每月编剧至少五集，工资五千。当然，按市场行情，电视剧本每集五万元，也不算高价。李某每月的五集剧本，其实越来越粗糙，真正要用，还需反复修改，就现在第一稿质量，肯定无法与五万元的剧本相提并论。李某的剧本为什么越来越粗糙呢？因为改编得太认真，难免与原著在文字表达上有诸多不同，每一集提交上去，Y总是反复打电话来说这里改得不好那里改得不好，严重影响李某工作，后来李某偷懒了，改得很粗糙了，Y打电话过来批评剧本的次数少了许多。

合作方要李某与C一起把三部书缩为一本，到时与电视剧一起推出去。因为对方答应署C为“剧本原著”，C变得很服从对方，便叫李某不要编剧了，开始缩书了。李某心想，你那么听对方的话，你不是闲着无事吗？为什么自己不动手缩书，偏要李某停止编剧去缩书？李某不理他，继续编剧，他很不满。他也不想想，此前李某的剧本交到Y那里去，总先署他的名再署自己的名，让Y以为他参与编剧，不是终日无所事事。李某这样罩着他，现在来了新的合作方，他便被合作方牵着鼻子走。他不明白，合作方安排李某与C缩书，是要把李某与C排挤出剧组之外。让他署“剧本原著”，他满意了，但李某呢？他在这方面根本不为李某考虑一下。他见李某不听他的，便赌气地说，他自己缩书好了，不用李某了。但李某知道，赌气归赌气，说归说，他依然什么也不做。接下来的情形仍然是，李某编剧他沾光。李某所改编的剧本，只能给合作方做垫脚石，对方不管用了李某多少劳动，两百万元编剧稿费与李某无关，编剧署名与李某无关，因为李某不是对方的人，因为Y给了李某五千元月薪。这些都是李某能料定的。尽管不公，但李某当时需要这五千元过日子，而且相对而言，工作量并不大，正好养病。李某在其他单位，有时所受的不公更大。这是李某的命。有时除了认命，别无他法。在Y这里，人际关系简单，不用扯皮，工作时间自行安排，想睡就睡，如果没有Y不时打电话来啰嗦，李某对这种打工状况颇为满意。为Y打工，你做得再好，他也不会看重你的。他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李某对Y已不敢有什么期望，自然也不会失望。

又一个合作方与Y不欢而散。

又来了一个合作方，负责人是L。L承诺给C署名第二编剧，C高兴了，对L十分支持。L要成为剧组唯一总制片人、唯一监制、编剧之一。他们讨论时李某不在场，C在场。他们便把李某排除出剧组之外。C见李某还在改编剧本，便泼冷水说：“没用的，白费劲，我们不会用你的。”李某既然还要领Y五千元月薪，当然得干点什么，李某可不像C，什么都不干，领工资仍领得理直气壮，所以，不管C说什么，李某都按原来进度继续编剧。后来，Y要求每周上交两集剧本，李某增加了工作时间，也能完成，只是编得更粗糙了。当L与Y又谈不拢时，C听到李某跟Y在电话中说会坚持把剧本编下去，编好后会去北京请人合作摄制，C便要李某继续与他合作。也就是在这时候，C告诉李某，Y在C面前说李某多少坏话，C要李某别以为Y对李某多好。其实Y在李某这里也说了C许多坏话呀，李某何尝不知道Y会在C那里讲自己坏话！但是，C所讲的Y对李某的看法，那种以极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颠倒黑白的误解、自以为是的揣测，还是让李某像吞下一截老鼠尾巴般恶心。

看过李某给Y的长信的朋友一定知道，李某对Y的人生经历抱浓厚兴趣，想将其写成传世之作，把Y写成凡人成圣的经典人物。来到Y这里之后越来越发现，Y真的不值得李某为他树碑立传。但赚他的工资，就得为他做点事。C之院刊不用考虑市场，不卖只送，可以发自己喜欢的东西，也可以发人情稿。这类工作往往是有得干有人情，有点像当官，让你闲着不干活白领工资你反而觉得吃大亏，并非你喜欢干活，而是干活能带来工资之外的好处。所以，C不干活白领工资也能心安理得，还能抱怨老板吝啬什么的。直到李某来后，讲了为老板打工不干活就得走人，企业不需要你的时候就得走人，C也许逐渐明白自己在Y这里是占了便宜的。

在李某到来之前，这里每月电费等费用已稳定，李某来后，各方面费用增加一倍以上。Y怀疑李某不节约甚至以为李某故意浪费，这太冤枉李某了。李某从来不慷企业、老板之概，对企业、老板的钱比对自己的钱更不会浪费。可因为李某来后，先来的人似乎就可以浪费了，因为有李某当替罪羊。也许先来的人并非刻意这样做，但不经意间，就出现这样的状况了。这就是人性。

Y看了电视剧《红高粱》，就打电话告诉李某，人家把两个小时的电影改编成几十集的电视剧。他这话的意思李某知道，他希望李某把他的书改编成电视剧本改得越长越好。李某告诉他，两小时的电影也是可以扩展为几十集电视剧的，但电视剧《红高粱》是根据莫言长篇小说改编的，不是根据电影改编的。他不喜欢李某反驳他，生气了，也不相信。李某便跟他讲了小说《红高粱》的梗概，还向他介绍了莫言，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又得跟他讲一下诺贝尔奖是什么。他听不清“莫言”“诺贝尔”这两个人名，李某还得跟他讲这两个人名由什么字组成。他真有心，立即叫小Y去买来莫言的《红高粱》。莫言的《红高粱》他不可能看得进去，便问李某对莫言《红高粱》的看法。几天后，他便打电话来给李某，向李某介绍莫言，介绍长篇小说《红高粱》，介绍诺贝尔奖，啰啰嗦嗦的，反反复复都是李某讲给他听的那些话，对一些关键词语的强调也与李某一样，讲后，还流露出一种自豪的、蔑视李某的口气，仿佛他懂得真多，而李某很无知。李某既佩服他八十岁的老人能如此清晰地记得李某讲给他听的话，也惊异于他为什么会忘记这些话是李某讲给他听的。这也许便是心理学上的“选择性遗忘”。前面已经说过，最近十年，在其他人那里，包括在李某的前学生那里，李某遇到这样的情况已多次。

Y很不喜欢简洁的语言。为他编改第三部书时，每当删去多少个字，他总会让李某补上比删掉的更多的字。李某认为，这也是一种贪婪。删掉是一种“舍”，Y这个人，“舍”不得。他喜欢各种煸情的抒情及空洞的议论。但这些是不能写进剧本的。他的书中大量的叙述性话语，比如“我很小时候就懂得关心小姨，她有病，我常常用自己的钱给她抓药”这样一句话，如果采用画外音来表达，在剧本上就仍是这句话，假如改成具体的画面，就得有场景、人物语言和动作，可以写成几百字甚至上千字。剧本详细的是人物的语言和动作，以及必要的场景说明。其他的，不能像小说那样详细。议论、抒情、说明性语言，许多是不能用的。心理描写，用“内心独白”来表现，也只能适可而止。人物的装扮如果有必要，可以写得细致，但人物的外貌和表情等，你写得太细致，便把导演和演员给限制死了。景物描写，如果不是十分必要，也不能细致。比如写一对恋人去海边看日出，对于太阳从海面升起的过程，在小说上可以写得很长，写得很抒情，但在剧本上，也许一句话就可以了，其他的，交给导演和摄影师。可Y不懂，总要李某写得越长越细致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