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C、Y、小Y都不坏。但是，如果李某以君子之风要求别人，就会看到C、Y有时候不够君子。

也许只是一种习惯，也许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君子之风吧，李某极少在老板面前说哪个同事的不是和不足。Y很精明，没多久就看出李某这个特点，批评李某包庇一切。其实，李某这样做，良善有余，正直不足，有时对共同体并无好处。在Y这里，李某唯一的一次向老板说同事的不足是这样的：

Y打电话问李某对小Y的意见书的看法，李某说小Y的意见书中，哪几点是正确的，是可以采纳的，哪几点有待讨论。放下电话后，李某向C讲了一件自认为有趣的事。几十万字的书稿虽经过出版社多次校对，但李某仍发现几十个错别字，小Y的意见书中指出两个“错别字”，却都是把正确的改成错误的：书中讲一个美女“长相姣好”，被小Y改为“长相较好”；书中引用几句看相歌诀，“五岳四渎”是术语，被小Y改为“五岳四海”。C说，这种情况你得跟老板说呀，让老板更全面了解员工呀。李某觉得有理，发一条短信告诉老板。仔细一想，C也没有发现李某改出来的几十个错别字，也没有发现小Y改错了。

在李某来之前，C已将Y的自传改编为几十集电视剧本，但Y不喜欢他的剧本，所以才请李某来。李某来后，Y说你们三人合作改编。小Y人不错，也算聪明，但并不喜欢写作，更不懂剧本，她的所谓改编，其实就是轻微改写，仍大量使用原著中的叙述性、议论性、抒情性语言，不懂得将这些语言变成画面，变成人物动作、对话和内心独白。上面已经说过，Y也不懂剧本，他看不出小Y所编“剧本”的技术性错误，只是不喜欢小Y的照抄照搬。C每天去报亭买《环Q时报》和《参考消息》来看，他还订了《文艺报》和《文摘报》，他喜欢把报上的一些内容剪下来贴成一本一本的。他喜欢看Y视的许多节目，尤其是“X闻联播”。他还喜欢书法，他的行书写得不错。写毛笔字是很能消磨时间的。所以C即使什么工作都不做也不会无聊。Y所说的三人合作，其实便是李某一人所作。Y每天都要打电话问李某：C在干什么呢？李某总是说：“C与我一起在写剧本。”李某当时所编的剧本，署上C的名，因为他是前辈，又曾要求在编剧中要排名第一，所以，李某就把他的名署在自己前面。

C跟李某性格有很多不同。李某从不在人家的作品上署上己名，如果作者署名中有李某，不管排名在前在后，李某一定是出力颇多的，甚至可能别人只是挂名而已。过后，李某一般也不视之为自己的作品，不会收进自己的作品集、博客和个人网站。李某从不白领人家工资，为人家打工，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有什么事做，用不了多久，就会辞职，哪怕此前李某对人家有过多大的功劳。如果李某对老板很不满，也会辞职。C无事可干，白领着工资，对老板恨得要命，却不愿辞职，还总担心老板会辞退他，要李某在老板面前说他好话。其实他经济状况比李某好多了，退休金颇高，还被一位朋友请去主编一所学院的院刊。他当主编与李某当主编不同，李某当过几份报刊的主编、总编，被称为主编时是光杆司令，被称为总编时带着打字、排版、校对、打杂的几位员工，策划、采写、编辑、划版，都得亲力亲为。C的主编近乎挂名，具体工作有专职人员，所以，他只是在刊物要出版的时候到学院去看看。他的主编工资也不低。还因为他是在香港出生的而获得香港户口，每月有一千多元老人水果金。没有Y这份工资他照样把日子过得不错。如果他要靠这份工资过日子，李某会同情他，更会保护他，但他不是这样，李某便很不解。C有许多优点，总体上算是个不错的人，比如他与周围的人，都相处得很好，会关心人，当过文化干部，出过几部著作，却没有什么架子。李某刚来时，他热心而细心地指导李某使用C这套房里比较高级的各种电器。李某出门时，他给李某画地图，讲得十分仔细。他有时早起外出时，自己并没有在宿舍吃饭，也特意用电饭锅煮了稀饭，李某起床时就可以吃。中小城市体制内的文人，大多水平一般，相对而言，C算得上是有才华的。李某无意于在这篇长文中否定他，只是客观地记录。

李某刚来时，C就说了不少Y的坏话，比如啰嗦、吝啬、好色，当然举了不少例子。比如，节日从不给员工发福利，不给C报销订报费。感觉得出他对Y的厌恶程度，他居然刚认识李某不久就对李某说Y极坏。这反映了C在为人方面有文人的率真，并不像其他职场老江湖那样有城府。李某说：“Y这个人，也许称不上好人，但绝对不是坏人。他的啰嗦，我来之前已经领教过了，整整一个月，他每天给我打几小时电话，讲他一生的故事，不少内容总是重复。说他吝啬嘛，看他的自传就可以判断出来，但我们是冲着每月的工资来为他打工的，不是冲着节日福利来的，只要他不拖欠我们工资，没有节日福利，我不会说他什么。至于你说的报销订报费，不是公司订报，是你个人订报，老板不给报销不能怪他。男人大多好色，Y的好色，不是一般的好色，而是过度的好色，这也可以从他的自传看出来的。说好听一点，他是贾宝玉，说难听一点，他是西门庆。”李某为消除C对Y的厌恶，与C闲聊时还说：“Y没有你，照样是个有钱人。如果说以前需要你帮他出书，现在三本书都已出版，他完全可以不需要你。你没Y，也是一位在地方上有点名气的作家、编剧，是一位退休干部，退休金、兼职主编的工资、香港的老人水果金，三项加起来上万，照样可以把日子过得很滋润。你如此厌恶他，要么干脆离开他，要么就得消除厌恶心理。我知道你一直在体制内工作，没有给私营老板打过工，不知打工的苦，不知打工所受的委屈。从个人情感与习性来说，我不喜欢现行体制，但从群体性来说，我认为，在Z制社会，文人如果不能自己创业当老板，还是活在体制内比较有面子。”

从上面这些话看来，李某好像站在Y一边似的。其实，李某比C更看透Y，更受Y的委屈。

Y喜欢看香港杂志，也喜欢谈论时政，对现Z度，Y与李某有类似的价值观，不同的是李某的批判精神既有情感也从不让理性缺席，Y纯属情感发泄。他的批判精神，完全是因为他自己在去香港之前的经历决定，他在年近五十时才去香港，此前所经历的不公与迫害，使他有刻骨仇恨。他遇到什么不懂的，都喜欢问李某，但心里并不尊重李某，在李某这里听到的话，得到的观点、知识，几天后就会当成他自己的见解、知识，拿来“教育”李某，言语十分啰嗦。如果李某稍微不耐烦，或者跟他直言，你说的这些是我说过的，你说的这些我都懂，他便会非常生气。真是一朵奇葩！本来，Y在阅读、看电视、思索时遇到任何问题，向李某请教，这是李某向老板显示才学的机会，李某所讲的，他十分认同而记得着，可是，他偏偏忘了是李某所讲的，几天后，反过来讲给李某听，好像李某不懂，他才懂。这种现象，最近十年，在其他人那里，也遇到过，甚至曾经视李某为偶像的一些前学生，也会拿李某的话来“教育”李某。让李某啼笑皆非。

Y很舍得在美女身上花钱，却不舍得在人才身上花钱。美女为他编剧，连个故事梗概都写不好，多次修改仍不见水平，也许不是美女无才，而是美女编剧太忙，不怎么把Y的事当事，Y与她一见面，就给她几万元定金。李某为Y的第三部书出力颇多，根据他的意思加进了不少内容，那些文字他也认可，但过后，却忘了那些加进去的文字是谁写的，全然不知李某的功劳苦劳。还没到他这里来时，作为电话“陪聊”，被他耗去了许多时间，为他写了六千多字的书评，发在几家网站，获得几万个阅读量，如果视为广告，得到他一点报酬也应该。在李某来之前的“陪聊”中，他多次叫李某别担心，说与他通电话而误工，他会给予报酬的。可李某来后，刚与他见面时他给的一千元，却在发工资时抵掉了。他在李某面前，多次表达了对C的强烈不满，可要给李某发区区这点工资，却专门打电话征询C的意见。

C与Y互不喜欢。C说Y极坏，李某反对。Y说C不好，李某转移话题。

在李某所编的电视剧本中，C一点力没出，这样也好，让李某自由发挥。在李某的打工生涯中，遇到过几个乱作为的领导，因为他们的插手干预，反而影响李某的工作质量，成绩是领导的，因为他们的干预而弄出了毛病，却让李某背黑锅。因此，遇到不作为的合作者或者领导，李某认为倒是好事。李某每一集都把C的姓名署在自己前面。Y的第三部书，李某出力颇多，C说要在“记录整理”一项中加上李某姓名，李某嘴上说好，心里并不当一回事。C自己在三部书的“统编”一项中署名，排在最前面。后来，书稿最后清样送来，C并没有把李某的姓名署上去。李某知道，他巴不得Y的书不要署上太多工作人员，他似乎喜欢让别人都以为这三部书主要是他弄的。其实，李某听他以摆功的口气说他加了哪些文字、做了哪些工作，反倒认为他对这三部书的贡献，远没有李某原来所设想的多。

李某虽没有参与第一、二部，但很认真地读过，并为之感动，写了六千多字，给予高度好评。前面已经说过，李某看重Y的自传是看重其历史价值而非文学价值。此自传在文学价值上尚有待提高。如果Y只把他的人生经历讲出来，在写作上任由优秀的作家发挥，没有过多干预，李某认为可以写成类似于《悲惨世界》那样的名著。

李某认为第一、二部要比李某参与的第三部好得多，因为Y这一生中的戏剧性、故事性主要都在他去香港之前出现。当李某知道C为这三部书所出的力之后，便更加肯定所谓“记录整理”者的写作水平。当李某第N次夸赞自己并不认识的所谓“记录整理”者时，C终于透露，C与“记录整理”者相处过，她并没有多高的水平，在C来之前，还有一位北京作家来为Y写作。C也不知这位北京作家是谁。C说，这三部书，应该是这位作家的功劳最大。如果李某不反复夸赞“记录整理”者，C不会透露这些。那位作家开始可能也像李某一样雄心勃勃想写成传世之作，但后来可能不满不懂写作的Y的乱干预而与Y结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