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9月所写的《你永远在我心中一个郁郁的角落》如下：

当我对自己漂泊的生涯和都市边缘人的角色流露出厌倦，对乡村湛蓝的天空下、葱郁的群山环抱中的校园那份宁静表示怀恋和向往时，你说：“你不是不喜欢教师吗？”说这话时你头一低，秀发如瀑垂在胸前，一道美丽的发线划痛了我的眼睛。我当过教师，你的这句话可以听成“你不是不喜欢当教师吗”的口语或“你不是不喜欢教书吗”的口误，但你说话的表情和声调，都提示着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你忽然抬起头来，你的眼睛蓄满了雨意，我的心一下子潮了。我怎么会不喜欢教师呢？乡村女教师——永远是我心中一道最美的风景线。

最痛苦的事不是爱上一个人受到拒绝，而是爱上一个人却不能说。在家乡许多人的心目中，我的名字一直是浪子的别称。我的心中有斑斑血迹，怎能玷污你的冰清玉洁；铺在你脚下的应该是鲜花和阳光，而我的眼前总是荆棘与泥泞；我怎能让一个男人的坎坷和无奈，沧桑你如花的容颜。

在家乡时，我一次又一次地徘徊在你的必经之路，只为与你迎面而过时，撷取你唇边那一朵羞涩的微笑。你恰到好处的羞涩是一抹酡红，弥漫着令人迷醉的娇憨。

家乡的山太高，张不开我梦想的翅膀，我是游子，不是归人。当我再次离乡的那天，只见你独自凭栏。有一场急雨，淋湿了我的背影。

我曾试图在灯红酒绿、醉生梦死中把自己和真情放逐，把你和伤感遗忘。我很想变坏却坏不起来，我很想沉沦却沉不下去，在光怪陆离的霓虹灯海中守望古老而圣洁的月亮。忘记你是我一次又一次失败的尝试。

我也曾把寂寞留在报林书海中，在文字和纸张构建的挑花源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可是当我在字纸堆上回过神来，我不得不知道自己难以解脱的压抑与不堪对镜的憔悴。

我依然传统而本分，生活依然严肃而刻板，日子依旧艰辛而美丽着，只有在某些无眠的灯下，飘雨的窗前，阳台的黄昏，想你，是我最后的浪漫。

有一绺记忆很朦胧/有一缕感觉我说不出口/一池灵魂的秋水/被昨日的风吹皱……

那次回乡，放学后的校园静谧如画。只见你一个人坐在学校后面的山坡上，夕阳的余晖在你披肩的秀发上流淌，彩霞在你的身后燃烧。你满脸的落寞，是我永远的惆怅。

我打湿过你的日记，也许已是发黄的曾经；你出现在我的笔端，却是难遣的缠绵。

紫色的秋风渐紧。一场秋雨一场凉。你已把粉红和素雅的夏日风情收进衣柜了吧。多少次，在千里之外，我一个人在繁华的边缘，在一个叫金鸥园的地方，望着铅灰色的黄昏，沿着乡愁的方向，想象着你一袭秋装的模样，直到深蓝的夜色，把我淹没。

转眼又中秋，月亮依旧是当年的笑靥，耳边依稀传来的依然是你娓娓动听的话语——一个山村小女孩中秋夜的种种游戏。在满月的清晖中，你沉浸在童年缤纷往事的那副神情，有一种令人怜爱的稚朴。今夜，我在都市寂寂的一隅，默默地想你。你永远在我心中一个郁郁的角落。

纵然心有灵犀，身无双翼，回不到从前。我只能在频频回首中，与岁月一起消瘦。

再粘贴上一篇1997年3月所写的《想起家乡的一位女孩》吧：

那天我去祠堂祭祀，在祠堂门口有个女孩叫我乙隆兄，还问我吃了饭没有。问吃乃家乡习俗，是问候语，相当于我们说你好之类，并非她有请我吃饭的意思。我即使饥肠辘辘也以“吃饱了”作答。对这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礼貌性问答一般是转身即忘的，我记下来并以之作为此文开头除了表明我作文平庸之外，就是因为在这一问一答间我发现那个女孩清秀、白皙、纯朴，整个儿给人清清爽爽的感觉。我家乡虽说盛产美女，但环境使然，大多缺乏气质、韵味，而这个女孩俏丽的眉宇之间似有一种脱俗的气质。我禁不住多看她一会，她把目光移到地面上，十分得体地表露出一点羞涩，对我的多看一会似不反感。我离家经年，不少比我小的人我不认识，可人家认识我，这并非我有甚出奇之处，只是应了家乡那句俗语：“千人识得和尚，和尚不识千人。”

后来便与这位女孩低头不见抬头见，门前不见屋后见，因为这几年村里大兴土木，各家各户建了新居，我与她竟是新邻。

有一次我一个人在家看一本谈神论鬼的书，看得鬼迷心窍忘了天气变化。她抱着一大堆衣服推门进来，说：“天要下雨了，别把衣服淋湿了。”我连忙致谢并请她坐坐。她把衣服放在我的床铺上，便坐在床沿上，把乱糟糟的一大堆衣服折叠得整整齐齐。她低头折衣服的神情，温存、细腻、专注，极具女人味。也许从那一刻起我就喜欢上她了。

我家又建房子时，她来帮忙。盖屋顶时，需要有人上屋顶给灰匠打下手，用绳子把瓦和灰沙提到屋顶上去。本来是我上屋顶的，可我在上面有点胆怯，手脚极不利索，总怕跌下来，还真的差点跌下来。她上来了，要换我下去做“地勤”，我有些不好意思，可是拗不过她，只好回到地面上。当我仰着脸看上面时，一块碎瓦不知怎么想跟我过不去，好端端的不在屋顶上呆着，不偏不倚地落在我的额角上。也许是为了引起她的重视，我小题大做地惨叫一声，仿佛银幕上中弹的敌人。她连忙下来，拿开了我捂住伤口的手，掏出一条手巾为我擦去血迹。那时候女孩子衣袋里喜欢放着一条手巾，折叠得四四方方的，有的还喜欢在衣袋口露出手巾一角。手巾常被用作信物送给情人，称得上很温馨、很纯情的服饰文化。手巾的消失也是一种文化的失落吧。她的那条白色的手巾绣有几朵小巧的梅花，给人一种雅致的感觉。我的鲜血沾在上面，洇开来，仿佛一朵怒放的红莲。她的这方沾有我鲜血的手巾不知下落何处，我常常想起它，却又不希望她留着。

中午大家都去休息一会儿，留下我看守工具。她不走，便陪着我。但我们又似乎无话可说，只是静静地各自坐着，隔着七八步远。我看她时，她便低着头。我也不好意思老是看她。抬头看屋顶，还没有盖好的屋顶一片狼籍；低头看地面，还没有铺砖的地面凹凸不平。忽然便看到有两只探头探脑的蚂蚁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跋涉着。对于蚂蚁来说，凸起的地方是一座山峰，凹下的地方是一个峡谷。尽管我的目光空空荡荡，可我的心却被一种温馨弥漫着。

那时候一个人时总要想起她。想起她，便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温情，轻轻地荏苒过我的心头；又觉得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像一只机警的小鹿，一步一步地向我靠近，我怕稍不小心，它就会跑得无影无踪。

我们的关系得以明朗，便是我用单车载她去十多里远的地方扫墓。那是一座历史悠久的祖坟，全村各家各户都有人去扫墓，村里为此专门包了几辆大巴。我总怕害羞的她也许会临时改变主意，跟大家一起坐大巴去，撇下我一人。可她却仍然按我们原先约好的，坐我的单车去。路上，大巴上有她的女友唤她上车，她红着脸拒绝了。她尽管害羞，但她愿意跟我在一起，她不怕人家说东道西，是因为她已铁下心要跟我好了，像她这样质朴、本份的山村女孩，是不会跟人玩浪漫的。

车上坡时，有些坡不陡，我是完全可以踩上去的，可她总说：“下来吧，我们慢慢走，别累着。”推车上陡坡时，她便把手放在后架上，弓着腰帮忙推上去。

由于家族的原因，我们的关系受到双方父母的反对。父母、兄嫂都张罗着为我找对象，生性软弱的我居然有了妥协之念，于是便有一个女孩覆盖了她在我心中的位置。那个女孩是她的好友。我竟然天真地以为，我不能娶她，娶了她的好友，对她也是一种安慰。最后的结果是，我和她的好友疙疙瘩瘩地谈了一段时间终于分手，而她与她的好友也形同路人。　

后来我一直未能取得她的谅解。她在深圳打工时，我曾给她寄去一些为她而写的文字，她回信说，她识字不多，看不懂。她只读小学三年级便因家贫辍学，看不大懂也许是真的，但她不肯原谅我却是肯定的。

现在她与一位比她小几岁的人结婚了。像她这样温柔、体贴的女人，谁娶了她是谁的福分。但愿这个人懂得珍惜。

克文，在“我的文档”中找出一些文章粘贴到这儿来，我的态度比较随意。因为一刻意起来，我就不知道要选哪篇才好了。

有人喜欢把我写的散文、小说都当成我的自传来看。在这里我必须说明，虽然，我的作品有较强的自传色彩，说得不好听一点，是因为我的“自恋”，作品中的“我”与我确实有许多神似，但在具体情节中，许多“我”都不是我。《姐，回家吧》也常被看成写实的散文，其实，这只是一篇微型小说。《在家乡教书的朋友》提到我经常逃课，“下河摸鱼，上树捉鸟”，逃课是真，摸鱼捉鸟却未曾有之，因为我胆小，不敢爬树，笨手笨脚，摸不到鱼。逃课干什么？记不清了，可能是东逛西荡，或在某个角落里看蚂蚁搬家吧。在《为师趣事》中也有许多“失实”，里面大概只有一半的“我”是我李乙隆。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这些说明纯属画蛇添足，但既然我要尽最大可能让这部“自传”真实，有些说明还是有必要的。

我不知道我以后的一些观念和见解，会与以前有什么不同。人总是变化着的。大家不能因为我以后的变化，而否定我对自己以前的真实表达。

说到思想变化，我不禁想到，在1985年以前，我对某党怀有近乎天生的好感。说是天生，其实是从小得到的灌输所致，听到或看到某党三个字，爱戴之情油然而生。听到国际歌，会心潮澎湃。但在1985年进入现改为镇委、镇政府，当时称为区委、区公所的机关当临时工之后，看到的各种现象，让我逐渐有了想法。后来，自己的种种遭遇，更让我对制度造成的社会不公，有了切身体会。1989年以后，我对某党的好感消失了。看书多了，对历史的了解多了，想法也多了，不会听到某党说风就是风，说雨就是雨了。1990年以后，耳闻目睹的种种官场丑恶、民间苦难，让我对专制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但那时写东西看东西还是偏于风花雪月，对政治兴趣不大。直到上世纪末，开始对腐败制度深恶痛绝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