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文，我在上海XGC集团中交了一位好朋友，他叫小李，是老板的按摩师。他看出老板好像有什么把柄落在党委一帮人手里。我在哪儿工作时，也发现老板好像有点受制于党委一帮人。

不久前，也就是2004年12月，小李告诉我，这家我在那儿工作时员工人数一万多、号称资产25亿元人民币的企业，现在只剩下七八百名员工，许多厂房和机器闲置着，可能要破产了。

小李还说：“党委那帮人在这家企业得到很多好处。企业给他们买车买房子，他们平均每人至少在这家企业刮走两百万元。现在他们都快走光了，就留下老板一个人负担着企业天文数字的债务。”

XGC集团是一家民营企业，党委一帮人的工资不是他们党发的，而是企业发的，他们都是高工资，与企业副总裁差不多。这帮人根本不是搞企业经营管理的料，却精于权术，热衷于党同伐异、钩心斗角。我离开XGC时，他们正得势，我料定企业会败在他们手里，没想到败得这么快。

从上海回到汕头，我开了一个小书店，当时还打算办中小学生作文培训班等。8月停业。

时过境迁，现在我不想对那半年的情况做细致地介绍，尽管那半年，就像在上海XGC那一年和重回汕头ASL工作那25个月一样，都写了不少日记，但我可能已经说过了，写这封长信，我不想去翻那些日记的。有写日记时，一般我遇到不愉快的事就会写，平常的日子平和而愉悦，就少写了。如果别人看我的日记，可能会以为我经常不愉快。

2001年春节期间，除还母亲1万元外，我大概还拥有5万多元现金。那个春节出手比较阔绰，给这个几百元，给那个几百元。在汕头、上海往返一次，又花掉了2500元以上，仅飞机票，单程就800多元了，还有托运费、的士费等。在上海工作时就已谈妥的自费出书，是在汕头付的款，两部书共花掉17000元。如果不辞职，我是打算在XGC一万多名员工中售书的，因为常有工友写信给我，说要向我买书。

这样一来，能够投资在书店上仅有3万多元。做书架费用3500元、半年铺租6000元、因提前退租而被房东吃掉的押金3000元，还有那半年的各种日常开支。书店停业时，按批发价计，积存有一万元左右的书。因一时找不到买主，我把书架和书全部搬回家，占用了一间房，这事我可能说过了。

当时平均每月营业额约1700元，其中所“赚”的几百元大概可以应付我和辛贤在店里的伙食和水电。我说过了，当时辛贤十分节俭，两人伙食每天约10元，平均每人5元。

刚从上海回到汕头时，我整天被一股创业的雄心激励着，考虑问题不够沉着周全，而且选店也缺乏经验。就汕头当时以至现在行情，顾客都集中在几家大书店里面，看的多，买的少；小书店生意大都不好，能够勉强维持就不错了。

开书店之前，我买书总是按书价付款，觉得这是天经地义；开了书店，才知道书也是可以讨价还价的。有时不得不打至八折，才把一本书卖掉。

那时候苦了辛贤。他读书读到初三第二学期就不想再读了，被我叫来看店，他兴冲冲就来了。过不了多久，生意的冷清让他的兴致降了下来，可他仍坚持着，与我一起希望着出现转机。

克文，那时候你常到我店里来，夜里与我一起到处去漆写书店广告。生意冷清，叔侄相对无言，黯然神伤，你一来，就带来了欢乐，我们谈得很开心。

那时候秀贤在汕头教育学院读书，也常过来帮忙。后来秀贤去做家庭教师，她说被“家教中心”收去介绍费100元。我在秀贤的鼓动下，也做起“家教中心”来，在报纸上先后投了1600元广告，只收到三个学生。两个给秀贤，一个给她的同学。秀贤在学校当学生会干部，在她的介绍下，学生会请我去演讲，讲文学，我也想借机签名售书。我本来打算带去几十本则可，秀贤估计得过分乐观，在她的同学帮助下，搬去了几百本。后来只售出20本左右。现在想来，仍感尴尬。

书店邻近有位郑老师，也是潮阳人，可能是看到辛贤一个人看着冷冷清清的店，动了同情心。他是初三英语教师，向辛贤订购300本初三英语测试题。我找不到他拿来的版本，他让我重新找一本给他看看，我找来了，他便订了下来。每本5元，共1500元。我硬塞200元给他，还与他交上了朋友。他在我困难时这样扶我一把，曾给我很大鼓舞：如果多交上这样一些教师朋友，书店是可以维持下去的。其实在潮阳，我的教师朋友不少，屈指数来就有30多位。在计划开书店时我就打过这些朋友的主意：教师一般都会要求学生购买一些学习资料的，有些为学生代购；有些为避嫌，让学生自己购买，反而让学生感到麻烦。如果我能说服他们为学生代购，那每学期30多位教师朋友会给我带来多大的营业额，何况朋友还有要好的同事，何况还有些朋友已当了校长。但真正帮得上我的，却是这位以往素昧平生的郑老师。那些教师朋友虽然大多知道我开了书店，但终究未能扶我一把。也许他们还没来得及扶我一把，我的书店就关门大吉了。

在我困难时扶我一把的还有一位陈校长，也是潮阳人，喜爱文学，与我称得上是文友。我给他送去我的两本散文集，他立即通知学校图书馆向我各买了20本，共40本。

一位姓林的文友，在某机关工作，为帮助我，舍近求远来到我书店订购一批奖状。

最值得一提的是几位网友。我把书店经营情况写成日记，发在汕头的E京论坛上，引起了一些网友的注意。有位版主叫朝颜，带来几位网友，其中一位叫布袋和尚，一位叫少年黄药师。他们都是开着小车来的，看来经济状况不错。他们说按我在网上所公布的店址，费尽周折才找到我的书店。布袋和尚一下子买了几百元书。后来布袋和尚自己又来了几次，他朝我笑笑，不跟我说话，只管埋头找书，一本一本从书架上抽下来，往柜台上放。每次他都会买上几百元书，从不要求打折。

ASL公司的行政部Y主任知道我回到汕头，动员老板Y总，邀请我重回ASL工作。开始时工资是每月2000元。有了这笔收入，我本来是想把书店坚持下去的。但我到ASL上班，店里便只有辛贤一个人看店，生意实在冷清，要雇一个人帮助看店会亏得更惨，我便到家乡带来二哥的小女儿照贤。我本来就疼爱侄子、侄女，看到6岁的照贤帮助辛贤看店，心里更加疼爱他们。有时在ASL下班回到店里，看到辛贤在里面做饭，照贤坐在店门口看儿童书，她不识字，看着那些图画，按照她的理解，自言自语，我凄清的心境，掠过一丝暖意。

那时候妻子和女儿住在岳母那边。妻子在商场促销，每月有600元收入。她也常常抽空过来帮助看店。

后来照贤哭着要回家。我和辛贤哄不住她，只好让辛贤带她回去。冷冷清清的店里又只剩下辛贤一个人了。看着他孤寂的样子，我过意不去，就在8月底把书店关了。本来9月就是新学期，书店生意会好些的。

重回ASL工作了25个月，《李乙隆履历》中的记载十分简单：

——2001年7月任汕头ASL公司企划部经理，后兼任助理总经理。复办《ASL》报。

几个月后，Y主任向老板提议把我的工资升至2180元，她没跟我说，我领了工资才知道。又过了几个月，财务部的L主任向老板提议把我的工资增加1000元。老板告知我时，我对老板和L主任深表感谢，但我以工作还没有取得可喜成绩为由，没有接受。后来，负责制工资表的Y主任知道了这回事，便把我的工资填写为3180元，使我的提薪从口头提议变成事实。这些事我可能已经跟你说过了。值得一提的还有，我的工资一下子增加了1000元，而Y主任和L主任的工资多年不变，是2100元吧。

重回ASL工作期间，同事们都能感到我对工作的投入。大家也对我寄予厚望，希望我能振兴企业。关于当时的工作情况和企业情况，说来话长，下面是我2004年2月1日所写的《关于请求暂时离开公司前往深圳的报告》，其中有对那段工作做一个小结。报告正文如下——

根据企业目前实际情况，本人暂时离开公司，前往深圳协助经销商开发市场，是可行的。理由如下：

本人在公司任助理总经理期间，恰逢企业需要撰写大量文字资料。两三年来，本人为企业写了大量申请报告，致市区两级政府有关领导、农业局、技术监督局、环保局、税务局、科技局、海关、几家银行、牧场和乳品厂所在地街道和居委等，报告内容有请求政府扶持的，有申请专项资金、扶贫资金、救灾款、修路款的，有关于妥善解决租地事宜和申请退租减租的，有申请减免若干税额的，有申请贷款的，有解决前任法人代表遗留债务的，有应付催讨欠款的，有要求以物抵债的，有申请保留小规模纳税人资格的，有解决前任法人代表在海关的遗留问题的，等等，还有各种合同、协议以及各种临时性通知，再加上我把公司的一切决策、方案、规定文件化，于是便显得有很多文字工作要做。关于本人所写的各种报告所起的作用，我一直认为，它们只是给人家一个帮助我们的借口，真正起作用的，还是Y总多年苦心经营的关系网以及行政办公室、财务部负责人建立起来的关系在起作用，公司为此也付出了一定资金。我写这些报告也没有什么秘诀，只是反复强调企业带领农民脱贫致富、解决下岗职工就业、提供优质鲜奶满足市民需要等社会效益。我知道那些要帮助我们的部门、领导需要这些说法作为理由。我们在不同时间给他们的报告，都应看作是一份独立的报告，不能因为有些话以前说过了就认为可以不重复了。现在，我在公司电脑上分门别类地留下了大量的这类文字，可供以后撰写同类文字作参考。只要在以前的文字上稍作修改就完全可以应付的事，是用不着我的，一些同事完全能够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