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1、两市驻京办66万买777瓶假茅台酒事件，引发热议。驻京办领导有话说：“看我们住的环境，是喝茅台的环境吗？”“很多网友误以为驻京办就是为领导服务的，实际上除了招商引资和接待来京领导，一项重要职能是帮助在京的农民工维护权益，解决纠纷。”“为什么网友对造假的人无所谓，反而指责我们腐败？”听了领导的话，李某很同情他们所受委屈。既然予以同情，当然为之着想，现就其言语不周全处提出意见，以助其自圆其说。

用一张寒酸宿舍的相片就想说服人，难呀！就算真是你们宿舍，就能证明你们不喝茅台吗？再说，只有傻瓜才认为你们买茅台一定是给自己喝，而不是送给谁或请谁喝。帮助在京农民工维护权益，这肯定是值得称道的，能举几个事例吗？公众对造假的人无所谓吗？不是！曾有官员被偷、被骗了巨款，家属傻乎乎地报了案，大家都在质疑官员的财产来源。大家对造假者、骗子、小偷是深恶痛绝的，但对腐败的厌恶甚之，而媒体还得考虑新闻价值。

其实，该驻京办领导大可不必心理失衡，公众对省、市、县各级所设驻京办这一服务于“跑部钱进”的体制怪物早有看法，“假酒事件”仅是一引子。不要以为公众对你们穷追猛打有失厚道，至少在李某这儿只是借题发挥，并不想跟处于体制末端的具体人员过不去。

392、历史上有些法难，是在政权力挺佛教，使佛门圣地从静修之处变成浮华之所，而僧人成了一种职业，拥有太多世俗利益以至特权，寺庙吸纳着太多社会资源之后，作为一种逆反而形成。李某不惜冒犯政僧俗，发此逆耳忠言，完全是出于对真正佛陀智慧的信仰，也是对关于第二届佛教论坛的传媒报道中活跃着一连串政要大名，“在政治体系中格局远高于第一届”之类的评述，以及对该论坛赋予太多的政治含义，表达一种忧虑。

李某一直认为，人类除需要法律、道德约束外，还需要宗教上的寄托。佛教的包容及其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与中国本有的儒、道相得益彰，让李某在各种善教中，力推佛教。

正因为期望甚殷，李某对佛教在中国时下的“繁荣”背后，有更多的观察与思考，故不避众恶发出呼吁：繁荣佛教，以净化人心为第一要义。繁荣佛教，请让政治走开。高官宜以个人名义亲近三宝，请勿喧宾夺主。

393、近日，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断称：“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老上访专业户至少 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把他们送到医院就是对他们最大的保障。

黄凯平博士则说：因为精神病学界对精神病本身的模糊认识与精神病强制收治的程序缺陷，有正常思维能力的受害人被当做精神病人强制住院，就像一把悬在我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威胁着每个公民的人身自由。

李某把这两位先生的言论放在一起比照，再说什么似乎都是多余的了。

394、汉字繁简之争不是空穴来风。恢复繁体字，即所谓“本体字”，废除简体字，即所谓“毛体字”，这一主张已得到诸多支持，讨论呈意识形态化，回避了实用上的意义。复古派与“去毛派”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声势不小。

李某在建构个人道德方面也曾在所谓国学中寻求资源，但绝非复古派。作为民主、自由的呼吁者，李某在许多问题上与“去毛派”会走得很近。但李某对“政治洁癖者”的折腾一直不感兴趣。当权者在位时恨不得全国山河都打上自己的烙印，以后总有人会致力于将其印迹荡洗干净。这两种折腾者，都会以为其折腾意义重大，付出多少代价也值。人生其实就是一场折腾。折腾自己悉由尊便，要折腾13亿人，宜慎之又慎。关于“折腾”的观点，李某在2003年给友人长信中有较透彻的议论，并非因这一词在领导人的讲话中出现后成为热词而跟风。李某从不喜欢跟风。

汉字复繁弃简，作为一种声音，今后将长期存在，这是好事。发言的权利都值得尊重。但李某希望它只是一种声音或一小部份人的爱好而已。

395、“故乡的沦陷”，是近年来对粗暴城市化以及对农民生存空间肆意掠夺的一种“诗意”谴责，用它来表达安徽凤台的“沉”疴是最恰如其分的。地下采煤造成塌陷，4万亩粮田被毁，9个村庄近万名村民住在“悬空”的危房中提心吊胆，7个村庄被全部淹没。

而在李某看来，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煤炭企业居然可以在没有办理征地手续的情况下，采取先塌后赔的做法；而最令人费解的是，这样的做法居然还可以少赔甚至赔偿款久拖不付。按常理说，你要动用人家东西，得先征得人家同意，先讲好价钱，否则，把人家东西弄坏了再来讲价，你会很被动，这种博弈于你十分不利。可我们正处在创造“奇迹”的时代，再荒唐的事都可能发生。与村庄一起沦陷的，是常识常理常情，是世道人心。

396、公权机构的一些内部资料是见不得阳光的，倒不是让“蚁民”知道了天会塌下来，而是其荒唐程度会让人发出有损“和谐”的惊呼。近日被“泄密”的是一本叫做《城管执法操作实务》的教材，教导城管“执法”时，如何打人不见血、不见伤，周围不见人。虽然城管的威武早已让人审“美”疲劳，但那只是“极个别”甚至是“临时工”素质差所致，至少有这样的托辞来维护某些底线。现在这样的教材不禁让李某惊诧：难道连底线都不要了吗？

还有更让人惊诧的。教材中也承认，“社会福利保障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一些人是依靠这种违法经营来维持生存的”。当人家拿“我们”人权“说三道四”之时，“我们”不是最爱拿“生存权”说话吗？怎么能让城管同志践踏底层百姓的生存权呢？

397、在远没有实现“世界大同”之前，“民族”、“国家”这两个词，还是神圣的。对其神圣性进行奸污的，恰恰是那些正在哗众取宠的国产的“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在眼下，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应该是那些致力于建构本族本国优越制度、崇高道德、优秀文化而披荆斩棘的人，是为革除本族本国的顽瘤固疾而不计个人安危的人，而绝不是那些一副暴发户嘴脸把“老子不高兴”改为“某国不高兴”的人，不是那些在体育赛事以至任何事务上弄虚作假、瞒天过海而说是“为国争光”或“维护国家形象”的人。现在也不应该是“朕即国家”的年代，不要把爱“朕”说成爱国。

398、 “我们中国人需要管的，如果不管呢，一开放呢，就会为所欲为。”成龙的话让李某一头雾水：哪个国家的人不需要管呢？怎么偏偏就强调“我们中国人”呢？关键是，靠什么来管？靠公正的法律、合理的制度呢，还是靠那些自称代表了人民的人凭借专制工具按他们的意志来管？成龙的话隐含的意思应该还有这一层，“我们中国人”现在有人“管”，所以才没有“为所欲为”。那么，请问成龙：“为所欲为”的中国贪官算不算中国人？对他们该怎么管？

399、因为那个年代，好多荒唐事都是在“革命”的名义下完成的，为了“革命”，父子夫妻互相揭发、告密之事，屡见不鲜，所以，告密是情有可原的。这是一位被朋友告过密而挨过整的退休干部说的，其厚道令人赞赏。

但李某认为，和解不是和稀泥，和解应以真相为前提，只有充分地披露真相，才有充分的忏悔与和解，也为后人留下前车之鉴。时至今日，真相依然是这个国度的稀有资源，对某些真相的探寻与披露，依然需要高度的勇气与道德。因之，对披露真相的人，不管是施害方的忏悔，还是受害方的揭发，都是值得肯定的。现在似乎有一种倾向，对那个年代的一些丑剧、惨剧、荒诞剧，刻意回避，甚至讳莫如深。这究竟是为什么！

400、曾有人给李某贴上“右派”标签，原因是李某一直以来不遗余力地呼吁民主自由。也曾有人给李某贴上“左派”标签，原因是李某经常为弱势群体仗义执言，抨击权贵腐败。李某视后一标签为侮辱。其实，在民主自由国家，左派并不是令人厌恶的。

李某一直认为，在既缺乏民主自由，又高税收低福利的国家，在左右之争中坐收渔利的，是最想维持现状的既得利益集团，即官僚资本阶层。因之，李某疾呼：不要左右之争，只要正义良知！

　　　　　　　　　　　　　　　　　　　　　　　　　　　　　　　　　 （200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