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1、看到台湾民主选举的所谓“乱相”，有人高兴了，谁？专制腐败的权力集团。有人说话了，谁？权力集团的走卒喉舌。请听他们怎么说！

竞选所谓总统，不谈施政纲领，不谈改善民生，只顾互相揭短，这像什么话！

我们大陆官员，从不公开互相揭短，满口执政为民，多么正人君子呀！

李某推崇君子之争，也不喜欢终日互相揭短的做法，但并不否定互相揭短的意义。人家的互相揭短是公开的，大陆官员互相揭短是不可能公开的。面对“蚁民”时，他们是一家人，紧密团结在“中心”周围。他们暗地里的权力斗争，其激烈程度近乎你死我活。谁失败了，谁的腐败就被公开了，反腐斗争又胜利了。

再说，权力集团不是也承认经常有“带病提拔”的现象吗？如果让官员公开地互相揭短，还会“带病提拔”吗？

用不着竞选，用不着与对手攻防，当然可以道貌岸然满口漂亮话了。

362、“国际反华势力”总是指责“我们”权力高度集中，没有三权分立，“我们”也来个中国特色的“三权分立”吧，于是，所谓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分开”了，仿佛此前，他们真的傻乎乎地把这三种权力捆绑在一起，放在一个人身上。

“国际反华势力”总是指责“我们”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的大部制改革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李某对他们的机构合并或拆分，看得多了，且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言蔽之。不管是合并还是拆分，他们都会说出一大堆“利国利民”的理由，而最直接的收益者，是那些掌握着“官帽”批发权的人。

363、近日窦文涛的“锵锵三人行”，连续两天请茅于轼“讲课”。

对茅某的一些言论，李某有赞赏的，也有反感的。

在近日“锵锵三人行”中，他一再说中国大学收费太低，“能让孩子上大学的绝大多数是富人，提高学费对他们没有经济压力”。李某听后，恨不得把电视砸了。

供孩子上大学，压得老百姓苦不堪言，在李某所处的最广泛的社会阶层中比比皆是，怎么到了茅某那儿，就成了“极端的个例”？饱汉不知饿汉饥，其实也怪不得茅某。要超越自身各种局限去了解社会，仗义执言，毕竟不是人人可以做到的。

364、客观地说，茅某说提高学费是为了拿富人的钱来让穷人子女上大学，出发点是好的，是有良知且政治正确的。但在这样的国情中出这样的主意太弱智。如果不提高学费，或许李某节衣缩食还勉强可以供女儿上大学，但倘若照茅某所言大幅度提高大学学费，那李某这样的穷人，不知如何才能不失尊严地从富人或政府那儿拿到钱来供自己的女儿上大学。富人多交的钱被早已衙门化的大学收取，集中在早已官僚化的学校领导那儿，如何公正地发到需要帮助的人手上呢？茅某怎么就想不到这个问题！

365、近看“凤凰大视野”：共军围困长春时，长春的国军为了减轻城里粮荒，放百姓出城，寻求生路，被共军卡住。在守城国军和攻城共军之间的地带，便成了人间地狱。有这样的一个细节让李某满眼泪水：一个男人掐死一个孩子，孩子的母亲给那个男人1个银元。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不忍心看着孩子饿得太苦。

“国民党军不顾百姓死活”， 在我们接受的教育中，这样的观点早已深植于心。李某想问的是，另一方呢？

366、今天是2008年4月12日。不知有多少人在意这个日子。在我们接受的教育中，这个日子本应是不该被忘却的。

我们被告知：1927年的这一天，“国民党反动派”向共产党、“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他们叫一些流氓冒充“革命群众”胡作乱为，制造屠杀的借口。这就是中共所称的“4.12反革命政变”。

李某由此得知，胡作乱为引来镇压的，可能与镇压者是合谋。

367、这不丹国王辛格父子吃饱了没事干，把好好的王位弃若敝履，折腾什么民主来着，又让这世界所存无多的专制政权难堪了是不是。

说来这辛格父子也够“独裁”的。根据各方面消息分析，不丹的人民并没有不满他们的国王，没有做好“民主”的准备。也就是说，实行民主是国王父子的意愿，而非全体国民的共同愿望。

还是我们“幸福”呀。当人家向“我们”推介他们的民主时，“我们”说：各国人民有权选择符合自己国情的政治制度。也就是说，“我们”的政制，是“我们”共同选择的，不是执政者独断的。

可是，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却为何又说人民素质低，没有做好“民主的准备”呢。一百多年前统治者说“民智未开”，现在还想把老调弹到什么时候，好意思吗？

368、2008年4月10日《南方周末》载《南昌“刺警案”，谁在撒谎》一文报道，四名特警在酒吧与保安发生冲突，一人被刺伤，警方出动上百个警察查封酒吧，17人被抓。警方酒吧各执一辞。警方称四特警暗访查毒，遭保安围打。酒吧称警察在酒吧消费，送女伴入女厕遇阻，殴打保安，被保安刺伤。谁在撒谎？在正常社会，我们应该相信警方，可大量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社会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用官方的话来说，是一个处在转型期的社会。再看笔录，这几名警员在去酒吧的目的和怎么去的问题上，并没有事先串通好，矛盾百出。

369、4月10日《南方周末》载，据英国广播公司公布的全球调查结果，在被评价的14个国家中，最受欢迎的国家依次是德国、日本、法国和英国。中国排在第七位。这应该算是不错的吧。引起李某注意的是，在对自己国家作出正面评价方面，中国人占90%，俄罗斯占78%。相比之下，日本人没有这样“爱国”，只有36%的日本人对自己的国家做出正面的评价。评价自己国家的数据并没有计入作为排名依据的数据。俄罗斯一位学者这样说，中俄两国人民如此“爱国”，“与媒体被政府控制并用来正面宣传有关”。

对此，李某不作任何评价，以免被那些一方面谋求着出国，一方面又那么“爱国”的人士漫骂，被戴上“汉奸”的高帽。

370、吴稼祥在4月2日《中国青年报》上发文称，社会不公发展到危机水平，民众被剥夺感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民粹。新民粹者具有“六反三仇三热爱”特征：反现代性、反改革、反西方、反市场化、反自由、反智，仇富、仇资、仇官，爱毛、爱苏、爱“文革”。李某没做过调查，不敢妄下结论，苟且信其然吧。但李某实在不明白，社会不公、被掠夺感，与上述的“六反三仇三热爱”，扯得上因果关系的，仅仇官一项，怎么会有其他那些特征呢？在李某看来，被掠夺感与社会不公引来的情绪，应该与除仇官外的这些特征恰好相反呀。当西方社会对中国的社会不公与人权问题表达关注，被中国执政者视为“国际反华势力”时，新民粹者的反西方情结不正好被执政者所利用吗？于是，为他们所遭遇的不公仗义执言的李某者流，便成了他们心目中的“汉奸”。悲哉！

　　　　　　　　　　　　　　　　　　　　　　　　　　　　　　　　　　 （200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