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1、据《南方窗》杂志记者杨军述评，正常来说，中央各部委应该是中央政策的执行者，但在当今中国，实际上是部委决策，中央背书，这就使他们有能力将自己的“部门利益”，凌驾于老百姓乃至国家利益之上。很多法规都是由部委起草，然后人大通过。很多时候，通过几乎成了一种形式。众多部门对立法主导权的青睐，目的不外是为了获取法案执行权，进而获得相应的机构设置权和财权。

以各种高尚名义出台的诸多举措，可能正是特殊利益集团博弈和妥协的结果，与社会利益无关。

李某然其言。

212、据2月8日《南方都市报》曹林专栏称，各地“两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每天都会有彰显时代进步的“新风”，比如某市出台人大代表约见国家机关负责人暂行办法。曹林说，人大代表对国家机关负责人的约见与质询之权力，并不是创新，而是法律早就赋予了的。常有人说我们制度不完善，人大代表缺乏权力，其实并非如此。人大代表许多权力长期处于休眠状态，没有人去使用它。为什么会这样呢？曹林没有就此展开议论，李某且说几句。

要回答这个问题，须先弄清以前及现在的“人大代表”是如何产生的。如果“代表”不是真正由人民选出来的，而是权力集团恩赐或自封的“荣誉”，那这样的“代表”又怎会跟自己过不去或作出让恩赐者不高兴的举措呢！

让李某担心的是，倘若“人大代表”不是真正由人民选出来代表选民利益的，这样的“代表”即使打破“花瓶”状态，成了强势集团，又将如何呢？仅仅是在各利益集团的博弈中增加一些方式而已。

213、几年前李某就在《凤凰周刊》上读到，计划生育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生财之道，一个生育指标可以卖几千元，分下去，每个干部搞些钱回来，限制生育变成动员生育。时至今日，丑剧尚未收场。农村问题专家于建嵘在2月8日《南方都市报》上的诸多发言中，有对这一弊端的抨击。

一个生育指标几千元，说的一定是内地行情吧。在李某所在的粤东地区，虽不富裕，但第二胎要交几万元才能上户口。在人家生出来后再收钱，可称为罚款，没有“动员生育”之嫌。还是我们这儿的官员会来事呀。

214、近读《南方窗》记者郑作时《被资产确认的崛起》一文，该文在充分肯定中国经济崛起之后，以“大喜不藏大忧”为小标题，指出崛起背后一串经济问题。

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排在每个产业前五位的企业几乎全由外资控制。而金融业一旦开放，这个漏洞百出、能力低下的产业在国际资本的撞击下，脆弱的程度立现。

通过资本的收购，能留给中国未来的，还是制造业利润，而所谓“创新中国”，因其所需的教育科研投入不足或不到位，成为空谈。这些将更使得“中国制造”在行销世界的同时，把环境污染和血泪工厂留在中国。

既然这个国家的所谓崛起靠的是人力成本低廉，那么崛起的便不可能是靠出卖廉价劳力换口饭吃的中国人。而没有广大中国人的崛起，这个国家的所谓崛起，将靠什么来支撑？人口红利用完，我们又将如何？

215、有些数据，是不能回避的。

你说中国贸易顺差很高。李某告诉你，在中国外贸总顺差中，加工贸易顺差占76%。

你说中国经济增长很快。李某告诉你，中国消耗全球总资源量的12%，只创造全球GDP的4%。

你说中国人很有钱，储蓄总额高。李某告诉你，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0年就冲破0.4这一国际警戒线，现在已达到0.47，超过所有欧洲国家，在亚洲仅次于菲律宾。

216、山西一贫困县县长5年敛财近千万。其生财之道，除了与煤矿老板权钱交易外，比较中国特色的是，各事业单位进人全由他说了算，“进一个人5万元”成了妇孺皆知的明码实价。他做得比较黑的是，离任前把国营煤矿的社保资金245万元拿走，还写了条子要求煤矿“稳妥处理好这笔钱”。于是煤矿虚列建设项目，私刻职工名章“冒领”社保资金。

“私刻职工名章”之举，倒让李某想起我们一些乡村干部的做法更高明：让农民们签名领走50元救灾款、赔偿款或扶贫款，然后在后面加上一个0或两个0。

217、早就听说张五常这个经济学家，但对他的学术成就知之甚少，在2月9日的《南方都市报》上看到记者与他的对话，算是开了眼界。

记者问他给邓的经济改革打多少分，张说：“100分，满分，还没有改革好，还是满分。”

记者说中国改革前人均GDP很低，比较容易实现经济增长。张说越南和印度人均GDP更低，但是他们却搞不起来。

当记者拿中国与苏俄作比较时，张说，中国的改革是共产党领导的，这是成功的主要原因，而苏俄的改革呢，因为共产党没有了……

当记者说中国有拉美化倾向时，张说这是胡说八道。在两个版的对话中，张多次用“胡说八道”来评价与他不同的观点。

张说腐败是不可避免的。

说到大学生就业难时，张说，你找一个月600元的工作，马上就可找到。

218、讨薪讨薪讨薪！春节前夕，讨薪新闻铺天盖地。

讨薪和反腐“战果”一样，早已不是新闻；要成为新闻，还需新花样。因讨薪未果而摘了政府有关部门的牌，并非政府有关部门欠薪，而是未能履行职责。新闻一出，即有人接二连三仿效，也已不是新闻。

今天又看到西安市23位农民工因讨薪50余次未果，在欠薪单位大院内用人体摆出“诚信”二字。李某不禁为农民工的创意叫好。谁说农民工素质低呀！

不是说中国经济大好吗？怎么有这么多企业欠薪？难道欠薪仅仅是因为老板心黑而非企业经济困难吗？不是有人说中国失业率并不高吗？失业率不高，就业容易，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为欠薪企业打工呢？

219、据梁文道文章称，最近横扫全球的电影《波拉斯》对哈萨克斯坦极尽丑化之能事，被气得撞墙的哈萨克斯坦政府在冷静考量之后发表公开声明，表示“我们最好有一些幽默感，而且尊重他人创造的自由”，“以法律诉讼为手段对艺人进行威胁是毫无用处的，这只会进一步损害国家声誉”。他们还借机发出邀请，希望大家到哈萨克斯坦玩玩，亲身体会这个国家的风士人情。

李某相信大多数人看到哈萨克斯坦政府这份声明之后，会对该政府的做法表示欣赏，并对哈萨克斯坦的风土人情产生一定的好奇心。

那些敢于自嘲或能够宽容别人嘲讽的人，至少在心理上是强大的，是有幽默感而让人即使不喜欢也不会觉得面目可憎的。李某最厌恶的是那些道貌岸然而心里有鬼、表面强大而内心极度脆弱而敏感的政权，动辄把批评自己的国际人士斥为“国际反动势力”，把批评自己的本国人士以“颠覆罪”论处。

220、据2月14日《南方都市报》载，中共中央纪委某副书记表示，实际上许多存在腐败甚至腐败严重的国家，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中国的腐败不是由社会制度造成的。

在李某看来，该官员的逻辑是，首先把人家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寻找腐败原因之举视为：这些人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腐败；接着，用非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腐败这个论据，推出“腐败问题绝不是社会制度造成的”这个论点。

放眼世界，李某既不反感真正的社会主义，也不反感宪政体制下的自由资本主义，李某深恶痛绝的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权力资本主义和隐性军政府。

　　　　　　　　　　　　　　　　　　　　　　　　　　　　　　　　（200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