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作为纳税人，李某对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赔偿制度举双手赞成，只是期望刑事案少一些，破案率高一些，国家能使国民更安全一些，而不是被害后获得国家赔偿。

据《南方周末》载，2001年以来，我国每年刑事犯罪立案均在400万起以上，破案率为40%-50%。就算破案了，也有相当多的罪犯没有可供赔偿的财产。即使不算已经破案的，每年约有200万以上的被害人无法从罪犯那儿获赔。

172、据1月18日《南方周末》载，1989年的14号文件指出，“对已在政府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外人士，要求加入我党的，应加以劝说，在其任职期间，不吸收他们入党。”为什么人家要这么做呢？在李某看来，这是一种“民主”需要：担任领导职务，有那么几个党外人士，就显得他们多民主。

还有些民主党派人士，又是中共党员，这类人在担任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时，是计入非中共党员比例的。李某有位亲戚是中共党员，被定为人大代表而填表时，被要求填为无党派人士。

中共对各党派的发展十分关心，钦定各党派的发展范围，比如民建党在经济界，民盟在文教界，九三学社在科技界。

173、俄罗斯人怀念前苏联，让一些喉舌如获至宝，大做文章。李某也是个喜欢怀旧的人，相信并且理解俄罗斯人的怀旧。所谓怀旧，“只不过是思念过去年代某些值得追忆的事情”，张心阳说得对。

吃多了甜品会反胃。喜欢民主的人在获得民主之后，也许会在某一时刻觉得专制也有专制的好处。那些唱着“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美丽又善良”的人，哪怕眼含热泪，深情款款，也没有哪个回到乡村去找小芳结婚。

174、1月18日《南方周末》用两个版的篇幅，对养路费和过路费提出质疑。

截至2004年底，全国机动车辆已经达到1.07亿辆。2007年度，一辆家用轿车需缴纳养路费1320元，全国一年征收多少养路费，至今仍是一个秘密。高家伟在给交通部长的公开信上说：“养路费缴纳义务人有权利知道自己的缴费标准、依据和使用去向。”高在答记者问时说：“所有收费领域都可能存在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看了上文，《我们的过路费哪儿去了？》便不可不读：多数公路收费的理由是“收费还贷”，而与不必要的经营成本增加相对应的，必然是还贷能力的下降。无钱还贷已成为收费公路的通病，他们宁可把钱花掉也不愿还贷。湖北省物价部门调查后发现，收费公路的还贷率仅为7.9%。

李某担忧我们所交的过路费只供某些人挥霍，而公路留在银行的呆坏账，又像以往一样，等着纳税人埋单。

175、时至今日，中国1400多家上市公司仍有一半以上属国有企业，多数企业质量并没有明显改善；大约有80多家券商，基本上都属于国有，在连续4年亏损之后，政府已投入上百亿资金拯救；中国依然缺乏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国有企业仍会获得优先上市的权利。这是1月25日《南方周末》在中国股市牛气冲天之时所载《“全民炒股”从头再来》一文所讲。

176、很多业内人士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为这轮牛市提供了基础。谢国忠反驳说，中国经济高增长并没有带来多少利润。

曾任中国证券会副主席的史美伦的“普世价值论”曾被解读为“不懂中国国情”。她说，有些事有普世价值标准，你说中国大陆股民就不应该享有公开公平公正的待遇？你说“三公”是国际惯例，我们引进就不对？当记者说那时股市被当作国企解困工具时，史美伦说，股市在中国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与我的工作无关，我的工作就是把这个市场弄得比较健康、规范，让所有参与者享有同等权利。

177、从去年年底以来，“民主”这个几年前还被网站列为“敏感字符”的词儿，成了一个“热词”。执政党内，社会上，都在谈民主，这是好事情。但跟“市场经济”一样，“民主”前面要加上什么主义，加上后又没有一个明确定义，没有一个清晰愿景。

退一步说，就算一党执政“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和人民愿望”，“党内民主”这个一直被党内君子期望着的政治图景，又将会怎么样呢？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没有异己监督，“党内民主”会否异化成拉帮结派？有个叫刘吉的说：“如果我们一些干部仍然不能立党为公，不能为了党和国家利益投一票，那党还有希望吗？”

李某哂而曰：如果你们一些干部能“立党为公”，能从“党和国家利益”出发，你们的干部会如此腐败吗？你们除了这些标语口号，有什么具体可行有效的措施吗？

178、早就在网上读到，毛时代仅是一个人的专制，最可怕的专制是整个官僚体系的专制。所以看了1月15日《南方都市报》所载吴向宏《大政府时代隆隆而来》一文，虽颇为赞赏，但并没有耳目一新之感。

吴文称，毛对官僚制度深恶痛绝，不停地用各种政治运动来冲击，使得文官机构濒临涣散；而现在，一个更加官僚化的、有更强执行力的、意志统一、分工明确的官僚体系已经建立。“法无明文禁止的人民权利，人民即可随意行使”这套来自西方社会的说教，在中国却变成“法无明文禁止的政府权利，政府即可随意行使”。

吴文中相对于李某来说是新观点的，是“大政府的治理方式，倘若能将中国带到拉美国家那样的发展程度，也算是功德一桩”。李某以前看到的，是不少专家、学者忧心忡忡，怕中国患上拉美病。看了吴文，才知道拉美诸国普遍实行大政府，其发展程度却比中国高出许多。向拉美学习，对中国而言，也是个次优选择吧。但也可能又是画虎成猫。吴向宏也说，最坏的结果是有了大政府却没有民主决策机制，政府权利不受制约横冲直撞，把社会大厦撞垮。

179、1月15日《中华工商时报》载《茅于轼炮轰经济适用房》称，实际上低收入者买不起房，买得起经济适用房的还是中高收入者，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帮中高收入者置业没有道理。

在李某看来，为照顾中低收入者而兴建的经济房却让中低收入者买不起，并非政府官员的头脑长在裤裆里，而是其中有很大的权力寻租空间：“卖号”创收应运而生。

180、几年前李某在《城市户口比农村户口好在哪里》一文中列出城市户口的优势：在户口所在地城市打工免买暂住证，子女在户口所在城市读书免交借读费，城市户口是进入党政机关部门工作的最基本条件，免交农业税等各种税费，能享受户口所在城市的社会福利……

时过境迁，城市户口的这些优势正在消失，政府有关部门正在“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管理制度”。消除城市、农村户口差别，不正是李某以前所疾呼的吗？李某该赞赏了吧。不！如果在农民真正拥有土地之前取消户口差别，意味着除了吃苦耐劳不怕脏之外，缺乏与城市人进行就业竞争优势的农民，将在土地层面上与城市人一样了，这公平吗？

　　　　　　　　　　　　　　　　　　　　　　　　　　　　　　　　　　（200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