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杂文选刊》2006年11月有童大焕《城管的兴起与个体工商户的倒下》一文,李某读后在页边写上几句点评: 街头小摊贩是个体工商户的根。个体工商户是企业家的根。谁敢说在街边摆摊的失地农民、失业市民,不会成长为企业家,从为自己解决就业到为社会解决就业呢?是城管人员在无情剥夺他们生存空间的同时粉碎了他们的梦想,还有尊严。 22、他们常年穿梭于大排档的餐桌间……没有工作,甚至没有住所,每天靠吃别人的剩饭充饥。有论者指责他们“丢人”、“不思进取”。这些论调与“乞丐懒惰论”相似,李某并不陌生。也许在持这种观点的人眼里,我们这个正在倡导八荣八耻、建设和谐社会、全民奔小康的国家,一切乞丐、吃剩饭族通通是因为好逸恶劳,有许多体面的收入不低的工作等着他们去做;只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乞丐,才能反映制度的罪恶。 事实上吃剩饭族中也有一些人并非失业者,他们吃剩饭只是为了给孩子攒点学费,给一家老少攒点医药费,给自己留点养老钱。如果这样有错,不是他们的错。 23、城管人员没收了“走鬼”的人力三轮车,“走鬼”一刀过去,一名城管成了“烈士”;保安没收了“走鬼”的一担水果,“走鬼”上前一刀,保安“英勇献身”…… 李某这样说,你可能会十分同情死者,痛恨罪犯。可李某同情的天平却毫无顾忌地倾向罪犯,为什么呢?因为在“走鬼”成为罪犯之前,他们有过苦苦哀求,甚至下跪磕头;因为他们的三轮车、一担水果,可能是他们的全部家当,承载着一家人的生存和希望…… 李某再次呼吁:兔子急了还会咬人,不要把弱势群体逼上绝路。 24、湖南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以“双规”为手段,将权力玩弄于股掌,随意整治“不听话”的干部。有论者称,“双规”本是纪检监察机关对涉嫌违法乱纪者采取的一种特殊的组织措施和调查手段,它曾令许多腐败分子闻风丧胆、惶惶不可终日,对反腐败斗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如今却又成为执掌这一权力的某些官员要挟、打击、报复干部,为所欲为地谋取私利搞腐败的手段。 没有全社会的监督,没有真正的民主选举,没有司法独立……在一个党内部,再设置一百个纪检监察机关,也不能防止腐败。不要说现在的纪检并不能监督同级党委,就算给它监督同级党委的权力,谁来监督它呢? 25、信手拈一本旧杂志来看,是今年5月的《家庭》。刊中《惹火焚身,董事长被情妇套牢,一路挣扎一路悲》,说的是广东广控集团有限公司职员李音以“我甚至愿意用生命做代价”,让公司董事长黄辉东在放纵情欲之后抽身不得的故事。有名有姓有单位名称,均没注明是化名;还有女人的相片,相片上还有“情妇时刻都在算计着如何把董事长套牢”的说明,并不像一些杂志那样注明“图文无关”。文中黄辉东经常利用职权带情妇出国,两人挥金如土,风流快活。文章最后说,黄辉东有无数把柄抓在情妇手中,党纪国法利剑高悬头顶。此文属于纪实,不是小说。李某在网上搜索广东广控集团,倒真的有这家公司,但董事长并非黄辉东。倘若这篇文章所写是真的,黄辉东还未下台,甚至还未被调查,按时下国情,《家庭》杂志敢这样写吗?如果是黄已经垮台,在网上却搜不到这样的动静。李某甚为纳闷。 26、近读一文,是拿袁世凯说事的。该文称,袁要称帝时,有不少人在报刊上连篇累牍讨论国体问题,讨论来讨论去,“主流”理论界一致认为,根据中国国情,搞民主共和制不行,必须搞帝制,搞帝制更符合人民愿望和国家利益。 你听,人民愿望,国家利益,国情,这些词语怎么这样耳熟! “国情论”,原非始于当代。 27、晚10点,北京海淀花园路城管分队队员趴在窗口张望,看见一名男子骑车走近,赶紧把所有办公室电灯熄灭。原来该男子是附近夜摊小贩雇用的“探子”,他每天负责盯到城管下班后给小贩通风报信。该男子看到城管办公楼一片漆黑、一片宁静,转身骑车离开了。约过10分钟,城管分队倾巢出动,扫荡附近夜摊去了。杨耕身在其近作《请为22点后的民生留一线生机》开头,讲了这个城管“智”斗小贩的故事,有点幽默,却令人压抑。 28、据近期《南方周末》载,央视10月20日的文化访谈节目,专访了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王瑶。王在谈到她的作品时,对当今一些摄影家把镜头对准弱势群体的苦难不以为然。她说:“那不是时代的主流,代表不了时代的风貌。”只有她拍的时代英雄和富裕阶层的生活,才是这个时代的主流。 李某对摄影界孤陋寡闻,如果不是王副主席这样一说,李某还不知道会有这样一些把镜头对准弱势群体苦难的摄影家。不知有几个作家、影视工作者,能够把镜头对准弱势群体的苦难。 作为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她当然是“主流”的,不“主流”,怎么能坐上副主席宝座呢?只是,她“主流”尽管“主流”好了,人家“支流”甚至“不入流”与她何干? 29、乐毅在《社会诚信度是如何丧失的》一文中,通过两个近例,论证政府和国家企业不诚信对社会诚信的败坏。两例是: 中石化8天前还郑重其事辟“谣”:绝没有股改计划,市场传言纯属造谣。言犹在耳,就宣布进行股改。 北京市政府有关文件宣布,“北京工作居住证”有效期3年,期满可办理延期。但是最近,先是对居住证增设人才测评新门槛,接着又要求申请者必须提供“个税完税证明”。个税起征点是1600元。你挣不到1600元,办居住证没门。 其实这两例比起李某几年前所写长文《警惕官僚阶层把社会风气变坏的责任推给民间》中的大量事例,简直不值一提。 30、李某想为唐朝选出个国家作家协会主席,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写三吏三别的杜甫肯定不行,什么“朱门酒肉臭,路有冻尸骨”呀!李白不贪杯还行,有几杯落肚,便忘了自己是谁,“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太不把最高当局当一回事了。《卖炭翁》写农民工饥寒交迫,在城市摆个小摊还要受掠夺,它的作者白居易想当作协主席,没门。“欲为圣明除弊事”的韩愈,“夕贬潮阳路八千”,跑到李某家乡这荒僻之地来了,还当什么作协主席。《捕蛇者说》是柳宗元的吧,“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是他说的吧…… (2006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