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稿的水平，现在我知道实在不怎么样了，这辈子可能写不出什么名堂了，但以前却没有这份自知。在上学时，作文成绩常常在班级中名列前茅，昔年没有见过世面，读书也少，很容易夜郎自大，曾为自己的写作水平自得过。可能是1983年，也就是我辍学那年，我在《汕头青少年报》的一次诗歌征文比赛中获一等奖。其实我写的那首“诗歌”，应称为小快板比较合适，篇幅不长，过去了那么长的时间，我居然还能背下来，我能背下来的拙作很少。现录兹于下，就像人家保留一张自己光屁股的儿时相片，虽然丑，但可作纪念：

月儿挂树梢，四周静悄悄，电影映完弟未回，急得妈妈四处找。

忽闻熟耳歌声飘，瞧，弟弟回来了！妈妈惊喜细盘问，回答好像放鞭炮：

孙悟空除妖，我正看得兴致高，忽然邻座五保姆，又吐又泻病不小。

我招来小强和小宝，七手八脚忙开了。搀扶老姆返回家，又请医生又熬药。

服侍老姆转平安，再回剧院把脏物扫。折腾半天才回家，惹得妈妈多心焦。

妈妈听了微微笑，夸奖弟弟做得好。弟弟低头没吭声，天边朵朵红云烧。

可能是在1984年以后，我在广州出版的《中学生报》和《中学生之友》杂志各发表了一篇学生作文。从投稿到发表，好像隔了半年以上时间。文章是当中学生时写的，发表时，我已经不是学生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在1974年入学，在家乡的小学读了5年小学和1年初一，便到红场中学读初二和初三，1983年9月到两英中学读高中，只读了一学期，就辍学了。准确地说，我辍学时间是1984年年初，而不是履历中所写的1983年底。说是年底，是就农历而言的，我们在农村长大的人，往往习惯于用农历来记得事情。不久又在省群众艺术馆主办的《木棉花》发表了几首民谣体的东西，在《潮阳文艺》发表了一篇小小说。也可能是在这些时候，我写稿十分勤奋，为伊销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但因先天不足，后天缺乏营养，缺乏高人指点，没能折腾出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我那时候所看到的文学作品，也就是我所吸收的文学养料，就是父亲拿回家的《潮阳文艺》季刊，间或有《汕头日报》的文学副刊。那时候我以《潮阳文艺》中的文章作自己学习写作的范文，以《潮阳文艺》的水平作自己写作的目标，以为能在《潮阳文艺》上发表一些东西就很了不起了。具体记不起是什么时候，父亲带我到达濠去找一位文友，通过这位文友，找到《汕头日报》文学副刊的编辑陈老师，从此之后，我也偶尔能在《汕头日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一些小小说。这在当时的潮阳业余作者群中，是令人瞩目的。那时候我所写的东西，以“小小说”为主，间或写些追求押韵的短“诗”。那时候我很看不惯没有押韵的诗。那时候没有押韵的诗也不像现在这样普遍。那时候我所写的所谓小小说，其实就是一个以“巧合”为主要手法的小故事，语言粗糙，也不懂得重视语言。看文学作品，也只是被故事情节牵着鼻子走，缺乏对语言的感觉。1995年2月到区公所工作，便写了大量的“短新闻”在潮阳广播站和汕头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那时候写得最多的是农民勤劳致富，也写春耕生产、计划生育、封山育林、推广经济作物、调整生产结构什么的。

以上内容摘自《世界最长的信：我的甲申年及瞻前顾后》。

补充说明的是：那时候书报刊都很少，汕头地区中学生能看到的报刊，就只有《汕头青少年报》，似乎每班都订有该报一定数量，能在该报发表文章是很了不起的。发表学生作品一般附有作者所在地、学校名称和班级，我投稿时是在潮阳县红场中学初三级读书，在该报获一等奖并发表那首《好弟弟》时，潮阳县被错为另一个县，当时深为遗憾。

　　　　　　　　　　　　　　　　　　　　　　　　　　　　　　　　（200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