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文，你可能已经在网上读过，几年来，尤其是今年，我写过不少同情乞丐、同情穷苦人的文章。我可能已经说过，从跟帖看来，与我在网上所发的抨击制度丑恶与官僚丑闻的文章相比，这类表达同情心的文章支持率较低，大致在70%左右。

《丽人后面的一只“苍蝇”》是2001年1月写的，内容是在上海书摊上买了一本来自广东的《南方文学》，封面丽人亭亭玉立，素面朝天，清新脱俗，典雅高贵，朱唇微启，皓齿轻露，充满青春朝气而内蕴，亲切自然，不骄矜，不张扬，不造作，神韵皆备，姿态俱佳，一袭洁白如雪的飘飘长裙衬在绛红的底色上，格外引人注目，而扉页上的一篇所谓“佳作欣赏”，仿佛佳肴中的苍蝇，毫不留情地败坏了我的胃口。这篇“佳作”说的作者在某风景区听见有人在吹笛。笛声在旖旎的景色中幽幽传来，自有一股神奇的魅力。作者循声而至，见吹笛者是一盲人，旁边立一木牌，上书：“愿意听笛者，一元钱吹一曲。”作者的所谓“神圣美感、思恋、渴求”什么的，因那一块可怜兮兮的木牌而“化为乌有”，作者说他就像“痴情男子突然发现他的心上人是个妓女”，感到自己“被愚弄，被出卖，被欺骗”。这个自以为阳春白雪的作者，居然把一位卖艺谋生的盲艺人比为妓女。

在这篇文中我写道：

——妓女又怎么了？在这个社会上，妓女起码比许多官僚干净。

——吹一曲一元，不容易呀。如果我在旁边，我会躬身把一元钱放到盲艺人手里；如果我袋子里有矿泉水，我会送他一瓶润润喉。他不是乞丐，他是靠自己才艺谋生的盲人，残而不废，自食其力，我会尊重他的才艺和尊严，认真地欣赏一曲。

“时下，在不少人眼里，行乞几乎成了行骗的同义词，所有的天灾人祸都成了假的，丢了钱包或盘缠用尽找不到工或被不良老板卷走工钱都是骗人的；也极少在报刊上看到同情乞丐的理性观点及感性内容”，针对这一世风，2002年4月作《同情乞丐》一文。

因为经常有人说一个乞丐一天能乞到200元以上，我在《同情乞丐》一文中做了反驳：

——你又没当过乞丐，怎么知道一个乞丐一天乞到多少钱呢？那些不愿施舍的，往往最会说自己因为施舍而上当受骗，最会说乞丐能乞到很多钱，他们以“乞丐行骗论”和“乞丐有钱论”来为自己不愿施舍辩护。其实你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他们的“乞丐有钱论”是站不住脚的。大家都像他们那样，乞丐一分钱都乞不到，怎么会很有钱呢？难道他们真的会以为这世界除了他们几个，别人都在施舍吗？在我的观察中，施舍者与不施舍者的比例是1︰100，喜欢施舍的大多是老年妇女，她们施舍的是一角二角的小票，像我这样施舍几角一元的不多，而且喜欢施舍的人还得身上有零钱才能施舍。

我还从我当时的老板的施舍谈到企业的捐赠，并表达自己对捐赠的看法：

——我对我现在的老板比较欣赏的一点就是，他也是一个乐施好舍的人。他常常是以10元票来施舍的。我多次看到他特意揿下车窗施舍乞丐，甚至招手让离几步远、在别的车辆旁缠乞的乞丐走过来拿钱。由于企业比较困难，我们现在极少参加政府部门发动的各种募捐活动，但我深信我的老板是我所认识的老板中最具爱心的。与其说施舍是有钱人向穷人乞讨仁慈的名声，不如说某些企业的捐赠，尤其是响应政府号召的捐献，是“买名声”的商业行径与“买关系”的公关手段。当然，不能否认热心捐献的企业领导人的爱心及其捐献的积极意义。作为企业，即使捐款行为中夹有商业意识，也是可以理解的。

——同是扶持弱势群体，有些捐赠远不如施舍直接、有效。我的家乡是汕头市辖下为数不多的贫困村之一，不时有政府部门组织募捐，把大家的捐款送到我家乡去扶贫。这些扶贫款往往成了那些无所事事、靠打牌过日子的镇干部和村干部的工资、奖金。

为了减少这篇不合时宜的文章引来的反感，我在文章的最后一段写道：

——施舍与不施舍是各人的自由，不施舍没什么过错。在我的朋友圈中，大多数人不施舍。他们并不吝啬，他们大多具有比我优秀的品质，他们的为人处事，有许多值得我学习。他们不施舍，也许仅仅是因为没有这个习惯，也许是因为怕麻烦，不愿为一个乞丐把手插进口袋里找零钱，也许是因为矜持，不愿让自己的同情心显得太滥太“廉价”。我尊重他们的习惯。和朋友们一块儿走遇到乞丐时，我也不愿因为自己的施舍而显得与他们不同，我往往会故意落在后面，不动声色地施舍。我写此文也不是想对什么人作令人生厌的说教，我只是觉得媒体还没有这类文章出现，故不自量力地发出一种声音。

2002年5月25日《南方都市报》“每日专栏”版上所发《同情之心》一文，是一个神童写手所作。神童说她最近看了一张“让人看了要流泪”的照片：一个擦鞋妇女坐在小板凳上，背着一个婴儿，正躬着腰给一个小孩擦鞋，这个小孩的妈妈衣着光鲜地站在旁边。这一对城市母子幸福满面。神童对那些看了这照片流泪的人表示不解，只是惊异于这个衣着光鲜的妈妈长得像她爸爸的同事。她没有对擦鞋妇母子的神情作一点描述，或许她根本就不屑于多看他们一眼。她幼稚而故作锐利的目光，世故而势利地瞪住幸福满面的城市母子。她说依照她天真而幼稚的想法：这种交易是公平的，擦鞋的赚了一块钱，被擦鞋的就少了一块钱，两个人的贫富差距正在慢慢拉近。

神童自谓天真而幼稚，其实从她的专栏文章中早已看出，她已十分可悲地失去天真，而“幼稚”的自谦也透着成年人的虚伪劲，她那所谓“幼稚的想法”是愚蠢而自以为是的。贫富差距绝不会因为擦鞋赚了一元而拉近。因为有钱人的钱会赚钱，即使放在银行里什么都不干，也有利息的。擦鞋人不知要等多久才能擦上一双鞋，就算一天工作时间八小时不停地擦，擦一双鞋平均为20分钟，一个月没有休息日不停地干，满打满算也就720元。假设那个“城市妈妈”真的是女孩爸爸的同事，是个公务员吧，她一个月的工资肯定不止720元。也就是说，平均每个时间段，“城市妈妈”的收入一定比擦鞋人的收入高得多。

本来神童看了那张“让人看了要流泪”的相片不流泪是她的事，她的文章真正让我反胃的是后半部分。她说自己在太多次推开乞丐的饭碗之后，良心终于自觉自愿地受到了谴责，决定用自己有限的钱去做善事。请看她所谓的“做善事”是怎么的一回事：“那天放学后，我买了一个肉馅饼子吃，离开饼子摊后才发现买成了糖馅的，把饼子扔掉太浪费，正好看到拉板车的人蹲在路边……我强压着心中就要做善事时才有的自豪和激动，憋出一副可爱声调：‘叔叔，我的饼子给你们吃！’拉板车的人一脸惊异地揩揩手，接过饼子，久久不肯下口，以为他被感动得肌肉僵硬，就走开了，我的内功是何等深厚……”拉板车的人在神童走后对这个来历不明的饼子的议论被她听得一清二楚：咋回事？该不会放毒了吧？小心哪……最后，这个饼子被扔掉。

神童没有写明如何发现饼子是糖馅的，是撕开了还是咬了一口。反正是自己不吃的东西，只因觉得扔了浪费，就拿来施舍，还为此而自豪、激动得变了声调，还以为被“施舍”的人感动得肌肉僵硬，是不是太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太不把别人当一回事！就算拉板车的人是乞丐，神童的“施舍”也只是为了消除自己因浪费而产生的负罪感，却自诩为做善事。

由于拉板车的人把饼子扔掉，神童以至该版编辑便大呼“施舍与同情只会让自己受到伤害”。

拉板车的人把饼子扔掉没有错，他们不是乞丐。素不相识的一个女孩，无缘无故地塞来一个自己不吃的饼子，因为强压着“自豪和激动”而憋得怪声怪调地说：“叔叔，饼子给你们吃！”这对拉板车的人来说，是一种侮辱。你不吃的东西，人家就得代你吃掉吗？

一个小女孩扮老辣与一个老女人玩天真，具有同样的催吐效果，我除了服用一点止吐丸之外是犯不着当一回事的，我气愤的是，这样的东西上了报，“每日专栏”版的责任编辑还专门为此写了一篇评论，叫《美德是把双刃剑》，大谈“过分把美德施与他人，就成伤害自己的剑锋”。这话似乎没有什么错，问题是什么叫“过分施与美德”呢？在他们看来，太多次推开乞丐的饭碗，那天因为有了一个自己不吃的饼，“施舍”给不是乞丐、也没有向他们乞讨的陌生人，就是所谓“过分施与美德”吧。

因为读了《同情之心》之后有了上面这些看法，我在2002年6月写下《如此“同情之心”》一文。在这篇文末尾我“画蛇添足”了一番：假设那个擦鞋人是个农民，在她十分有限的收入中，得交付户口所在地的这个税那个费；得支付自己在这个城市的各种生活费用，这些费用里面也含着税；城市建设的钱中有农民的大量血汗，但城市却不是农民的，所以他们来到城市打工还得交付暂住费，如果把户口迁进来，得交付增容费。再假设那个“城市妈妈”是个公务员或其它财政供养人员看看。据资料显示，这些人员共4500多万人，平均每28个国民要供养一个财政供养人员。这里所说的国民人数，是把那些也需要别人供养的老幼病残、失业和无业人员都算在内的，比如这幅照片中四个人，擦鞋人、婴儿、被擦鞋的孩子都算在这个数目之内。

2003年，由于广州政府要实行禁乞，广州媒体上关于乞丐的话题甚是热闹，开始反对禁乞与支持禁乞的声音都有，后来便与政府保持一致了。7月，我投出《同情乞丐》一稿，并附上《关于〈同情乞丐〉的一封信》。我在信上说：

随着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街头乞丐不再被遣送。于是就有一些人不舒服了。上海等繁华都市就有一些记者“不怕苦不怕累”假扮乞丐下跪求乞，据说挖到了一些“猛料”，抛出了“乞丐高收入论”和“乞丐行骗论”。其实这种论调并不新鲜，闭门造车也可以弄出这一套的。说起来也真难为这些记者了，如此既“苦”且“累”外加犯贱地去“挖”，却“挖”不到什么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