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文，自从我有了女儿之后，我觉得，父爱是不可转移、不可分割、不用选择的。2000年在上海时，那位很爱我的女人感觉到我对女儿的疼爱，曾天真地以为，只要她为我生个孩子，就可以转移我的感情。其实，如果她和我有了共同的孩子，我也会疼爱的，但对我女儿的疼爱，是不会转移的。相反，看着我和她共同的孩子，我就会想起女儿，甚至产生内疚。我给我女儿的爱是100%；如果我有10个孩子，我对每个孩子的爱也都是100%，而不会被分割成10%。不管孩子俊丑巧拙，父爱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女儿使我改变了许多。

我却不想对女儿施加太多的影响。如果说我对她有影响，那大多是不自觉的，是潜移默化的。

我对女儿的教育采取“树大自然直”的态度，真正对其言传身教的，就是施舍乞丐，借此培养她的同情心。我认为一个人，只要有同情心，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我不喜欢对女儿进行什么说教，但我知道我在好多时候的真情流露，肯定会对她产生影响的。我在《为何我的眼睛总是满含泪水》中写道：“女儿曾告诉我，幼儿园组织春游，每生须交春游的各种费用15元，班里有个小朋友交不起，不能参加春游。我听了很是不忍，对女儿说，今后遇到这类情况，及时告诉我，我让你拿15元给那个小朋友。我觉得，全班小朋友们都参加春游，只有一人没有参加，不是因为生病或其它什么事，而是因为无钱，这不会对他或她心理产生什么伤害吗？沅江市11岁的小郭玲，从她进幼儿园到读小学，不知受过多少这类无意的伤害。2003年11月5日，小郭玲因为无法交纳用于购买计算机的5元钱给老师，喝下一瓶敌敌畏自杀身亡。传媒上把小郭玲的自杀只归因于‘自尊心脆弱’……”

我在女儿还没有满月之时就看不到她了，重新见到女儿的情景有点像电视剧。妻子忽然在一天清晨揿响了我家门铃。那时候我决意离婚，与她谈的主要是关于离婚的补偿问题。我想看看女儿，与妻子约好那晚带女儿一起去玩。那晚风好大，天有点凉了，她们母女在街边等我。女儿一见我就哭闹不止，不愿跟我走，怎么劝都无济于事。我本来是开摩托车的，见女儿这样，妻子便让我把摩托车寄了，她先哄女儿坐上的士，待女儿安静了，我再坐上去。我坐上去后，女儿又哭闹起来。

我们到女儿常去的那个商场的儿童乐园玩。到了商场，女儿便不哭了，她在商场上跑来跑去，但一看到我，便怯生生的，一看不到她母亲，就哭了。她母亲上洗手间，还得带她一起进去。我抱着她去儿童乐园玩，又带她去买玩具，问她要什么，她挑了一只小猪。抱着女儿，我离婚的念头便消失了。

几天后，妻子带女儿到我这边来。她去上班了，那时她是有上班的，都是很不固定的短期工，在商场当某种商品的促销员，上的是下午班和晚班。我那时靠编一份企业报过日子，不用到公司去上班。女儿第一次单独和我在一起，我抱着她去买玩具，父女俩玩了一个下午，主要是拿一个小球抛来抛去的。到了吃晚饭时间，我又抱她去买食物，问她买这个好吗，她说好，买回来又不吃了。我煮一个鸡蛋给她吃，还哄着她就着鸡蛋吃了半碗稀饭。那时候我以为这样女儿就不饿了，后来才知道，那天我让她受饿了。那时候我居然没想到买牛奶给女儿喝。她喜欢喝牛奶，但她没有说。那天，女儿对我还是怯生生的，可能是不敢说吧。傍晚的时候，她哭了一下，我一哄，她就不哭了。我给她洗好脚，就抱着她睡觉。那天她很乖。后来，她跟我熟了，知道我疼爱她，哭的时候，我就哄不住她了。

那天女儿跟着我好端端的，可第二天妻子就带着她回到她外婆那边去住。几天后，妻子上晚班，我去接她。她说：女儿那天跟着我，我提着女儿的腿，让她的头撞在地板上。这真是血口喷人，我被气得要死。我撇下妻子，自己一个人回家，越想越气，第二天就打电话，把女儿的外婆大骂一顿。而岳母在电话中，当着女儿的面，依然一口咬定我要害死女儿。我听到女儿的哭声。后来冷静想来，幸好那天女儿好端端的，要是不小心碰了一点小伤，那岳母就更有话说了。

现在我和妻子娘家虽不亲热，但关系也不坏。我只把岳母以前的胡言乱语，看成是她精神有问题，以此原谅她。

我对女儿一点也不专制，也不喜欢在女儿面前树立权威。我讨厌专制，好多时候也不把所谓权威当一回事。昔年，我父亲在家庭中是专制的，在儿女面前是权威的。他在公社工作，与我们相处时间不多，他的权威来自于他当时公社“干部”的身份，来自于距离，也来自于他的自吹自擂吧。那时候我们以父亲为荣，觉得他很了不起，对他的吹牛信以为真。那时候在我们村里，我家算是境况不错的了，因为父亲有每月38元的工资，有粮票、肉证可以买“牌价”米和猪肉，“牌价”比“黑市”价省钱不少。这也是我们敬重父亲的一个主要理由。那时候乡邻也敬重我父亲。

我父亲在家庭中的专制表现在，容不得子女、亲友以及我母亲对他的批评。因为他在我们面前有权威，我们对他有不满之后，也不敢当面批评他。我母亲、大哥、二哥等对他有不满，产生于什么时候，我记不清了，我自己对他有不满，产生于在红场中学读书的时候。在红场中学读书时，我与父亲住在一起。那时候公社工作人员的房间十分简陋，没有自来水、卫生间，卧室、客厅、工作室集于一间。大家都到公共厕所就厕，年纪较大的和女性，会在床铺下放一个夜壶，白天将其洗净。可我父亲与众不同，他会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找来一只大尿桶放在门后，把尿积起来淋菜。他有时还会在房间里随地吐痰。我想把房间搞得洁净一些，把尿桶丢掉，他又把尿桶捡回来，还训了我一顿。

那时候与父亲朝夕相处，我强烈地感觉到父亲的自吹自擂，不再相信父亲的话。

我还发现他性格上的不少毛病，现在用一种宽容的眼光来看，那也许称不上毛病吧。可那时候我没有现在这样宽容，对他的不满都积累起来，憋在心里。到曲江工作时，我以为机会来了，可以对父亲说出自己对他的不满了，就写信给他，说了出来。那时候我说得非常委婉，可还是触怒了父亲。听家里人说，他看我的信之后破口大骂，还写信给我二叔，在信中骂我。

但毕竟是父子。我对他的不满、他对我的愤怒，以各自的方式，发泄出来之后，父子还是父子。

多年来我有个明显的感觉，人家对我不满，能让人家当着我的面发泄出来，才能获得人家真诚的尊重；对人家有不满，能够当着人家的面发泄出来，对人家便不再不满。让不满积压在心里，是很不妙的。

我之所以好长时间对父亲只有理性的尊重而缺乏感情，与以前对他的不满不能表达出来而积压在心里有关。客观地说，父亲是个很不错的人，是个称得上正直、善良、顾家的人。

我在汕头某报社工作时，为维持与顶头上司的友好关系，对他的不满总积压在心里，过后想起他来，心里没有好滋味。其实总体来说，他也是个好人。

在ASL公司工作时，因为陈经理在当时表现得太过强势，尽管他对我十分友好，可我在他面前有压抑感，偶尔对他有些不满，也没有发泄出来。离开他，我感到很舒畅。其实我对陈经理的不满很少，两人分别后不久，我对他的不满就消失了。我们一直是好友。

在上海工作，那位最初想压住我、压不住我就想拢络我、拢络不成就排斥我的吴书记，我并不恨他。为什么不恨他呢？因为我在上海那时候仿佛变了一个人，表现得颇为强势，对当时在企业中排名仅次于老板之后的强势人物吴书记的不满，随时敢于发泄出来，虽没有当面与他吵架，但我敢当面表现出对他的不恭，表达我的不同意见，有时在他的亲信面前骂他。

现在，女儿随时可以批评我，她还会在心里积压着对我的不满吗？

还有我的侄子、侄女等晚辈，我的学生和下属，我都希望他们对我有不满或与我有不同意见时，能够以适当的方式，坦然地表达出来。我根本就不想压制他们，不知他们是否都能感觉到这一点。

我不喜欢权威，不等于我不喜欢威信。我尊重别人的威信和注重自己的威信。在“威”和“信”这两个字中，我偏重于“信”，我以日积月累的诚信，取信于人。

小至一个家庭，大至一个社会，专制让人不敢表达不同意见，不敢表达不满。不敢表达不等于没有不满、没有不同意见，而是积压在心里。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转述过学者贺卫方的话：社会稳定机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要经常把人民的不满表达出来，化解掉。媒体显然是这个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说看西方一些国家的报纸，总以为这些国家将爆发革命，但这些国家的社会却一直十分稳定。

可有人总以“稳定”为幌子，不允许人民把不满表达出来。难道他们真的以为这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吗？

其实，我们老百姓谁不希望社会稳定！社会动荡，吃亏的、被牺牲的总是老百姓。官僚们早就把家属、存款转移到国外了，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脚底抹油，溜之大吉。可能最希望国家动荡的，是那些贪官污吏。据说现在抓得紧了，贪官们要潜逃海外不容易了，潜逃后运气不好，还可能被引渡回国。如果国家动荡，还有谁去阻止他们、引渡他们呢？

你可能已经听我说过，我认为，发泄是精神上的排泄，排泄是生理上的发泄。对于身心健康，发泄与排泄都是十分重要的。我现在之所以十分信服一个并不出名的中医，是因为我让他治牙痛时，他还会询问我的排泄情况。他说排泄不畅，会导致浊气上升。

我不奢望女儿出类拔萃，只希望女儿一生快乐、平安。

我喜欢用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唐诗三百首》教女儿读唐诗，但在讲解下面这几首诗时颇费踌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