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文，今天8月14日了。这封信写写停停，这些天好像懒得写了，我也顺其自然。

现在员工多，有25个左右，阿姨一个人办伙食也累，刚好一位员工的老婆来深圳找工作，我向老板提议，让她来帮忙办伙食，老板同意了。开始是阿姨主厨，新员工打下手，今晚说服阿姨退下来，让新员工上阵，阿姨打下手。虽然并没有减少阿姨的工资，但看阿姨那人也是好强之人，换她下来打下手，她会不开心的。她是长辈，是老板的母姨，平时对我也很尊重，我处理这事，尽量婉转。我说，让年轻的多干一点，你年纪大了，少干一点，你在一旁指导、帮忙就行。我并不会因为阿姨对我的尊重，就把阿姨当成个大好人，我也看出她对一些外省员工有点看不起，和一些同事相处得不是很好。她的伙食办得差，好多员工都吃不下，还以为她是偏向我们潮汕人的口味，其实，最吃不下的就是我。我说过：“平时好多人的菜一起煮，像煮猪菜似的，很不好吃。星期天我总会吃得很饱。”这里要说明一下，星期天的伙食不是阿姨办的，阿姨星期天要休息，是另一位女员工办的。

R老师对我也很尊重，我们关系不错。但我也不会因为他对我的尊重而看不到他的缺点。他似乎很乐意向老板报东报西，往好处说，是反映情况，往坏处说，就是打小报告，这两者有时也是难以分辨的。比如他有一次说一位女员工上班大喊大叫，全无半点纪律性，就有点夸张了。那位员工只是好开玩笑而已，他看不惯，不敢当面说人家，也不反映给我，就直接报告到潮阳老板那里去了。老板处理事情的办法也简单，喜欢把员工在网上发给他的信息，复制过来发给我。如果是电话转述，我就不知道他们的原话了。这些人向老板说三道四，虽然没说我坏话，但不反映给我，直接报告老板，就显得对我不够尊重，而且夸大其辞，个别员工在工作时的一点小毛病被放大，就显得我管理不力了。当然，我也不喜欢跟这些人计较，有什么问题，不管是员工直接反映给我，还是他们反映到老板那里去之后老板转给我，我都一视同仁，妥善处理。其实喜欢向老板反映情况的员工不只R老师一个，好多员工都这样，这也有老板方面的原因。老板每天总喜欢在电话中或网上，问这个有事吗，问那个有事吗，有时一天问一个员工几次。大家不可能像我一样回答他：“没事。没事就是好事，说明一切正常。”大家总得找点事来说吧，哪怕是鸡毛蒜皮的事，也会反映到老板那里去。真的是有什么样的老板，就有什么样的员工。但换一个角度来看，又不能说老板这样做很不好，他是想通过这种方法，全面了解公司的情况。

以前老板总跟我说，要炒掉这个，要炒掉那个，员工要经常换。我总劝他要尽量留住人，形成企业的凝聚力，稳定队伍，不要轻易招工，也不要轻易炒掉员工。现在看来，C并不轻易炒掉人，他也想留住人家，但他是想在待遇不提高的情况下留住人。待遇不理想，人往高处走，想留住人也不容易。向C辞职的人，比被C炒掉的人要多。向C辞职走的，C喜欢说成是他炒掉的。我不欣赏说谎，但也理解他。最近一位跟了他八年的老员工走了，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我基本是站在C一边的。这位老员工对我也很尊重，我们也相处得不错。但她确实太烦人了，今天提这个要求，明天提那个要求，老板不理她了，她就找我：要公司租一套房子给她一个人住，要公司把她女儿搞进深圳读书并负责费用，要公司每月给她加500元工资，另加350元保险金。她每月工资2000元，在这家公司中算是蛮高的了，和她干同样工作的同事，每月才1300元。老板请一些员工去玩，没请她，她也要计较，还总是怀疑别人在老板面前说她坏话。C跟我说，他对她是一忍再忍。她动不动就提出辞职，到现在不知提出多少次了。在我刚来时，C已有意让她走了。我建议C把她留住，C采纳我的建议，让我和小O一起请她吃饭，挽留她。后来又让她回家度假一周，又派人专门陪她去深圳几个旅游点玩，费用都是公司出的。可她有点得寸进尺似的，搞得我也烦了。所以最近她提出一些要求，我们不同意，她又提出辞职，我们就顺水推舟让她走了。她见我们真的同意她走了，就跟我说按劳动法应该给她补助金。我说员工自己要辞职，还要求企业给予补助，没这个道理吧，如果是企业辞退员工，员工可要求补助。话虽这样说，我还是说服老板，看在她工作了八年的份上，给她一点补助。老板要我同小O商量补助金的数目，小O说一万元吧。我赞同小O的意见。老板起初说不用这么多吧，后来也同意了，并郑重其事地交代我亲手拿给她。

克文，今天8月15日了，星期天。最近收到很多报刊，《凤凰周刊》、《新闻周刊》、《人物周刊》、《南方都市报》，都是C订的。这里隔三差五就会托运一些东西到潮阳C那儿去，C的报刊也一起托运过去。我总要争取在报刊被拿走之前，尽量翻一遍。昨晚因看报刊而睡得很晚，今天也起得很晚。打开电脑，又上了一会网。最近我在一些论坛的帖子，有点热了，跟帖多，访问量也高，而且跟帖中支持率很高，看了心情不错，也回复了一些帖子。看帖和回帖，似乎比写这封长信要有趣得多。

现在是下午了。回头来说7月25日《凤凰周刊》有一辑谈论大陆统编教材的文章，列举了大陆教材积弊：内容陈旧，意识形态化，教材暴利滋生权力寻租，教材编写似行政过程，统编教材扼杀学生灵性。北京学者夏业良发出诤言：教育内容应当是可以被选择甚至可以被拒绝接受的，而绝不能成为自命真理和强制性灌输的私货。国民教育体系必须向全体国民负责，而不是向某一政党和某一届政府负责，国民教育体系并非服务于某一特定时期的权宜性功能系统，它应当是关系到造福民族未来千秋万代的基础性培育机制。它应当超越政党和具体利益集团的利益和思想范畴，应当是没有阶级性的普适原则体系。我认为他的言论并不新颖，但能在《凤凰周刊》中公开发表，勇气可嘉。

我在这封信第一章中说过，我教书时，总不喜欢照字读经，总喜欢提出自己的看法，比如我对“教学要求和目的”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说帖上政治标签、阶级络印的做法很反感，我在教给学生应付考试的所谓“标准答案”的同时，也说出自己不同于“标准答案”的看法。

看了《凤凰周刊》这一辑文章，我当然感触良多，也想谈谈我对中学语文的一点看法，后来却写成下面这样简单的文字，以“中学语文一进一出：《曼哈顿街头夜景》VS《包身工》”为题，发表于几个论坛上：

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不再出现在中学语文课本中了，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因为这篇文不合时宜了。

时时刻刻不忘意识形态灌输，是大陆学校的惯技，牵强附会在所不惜，像《包身工》这样的文章，当然是控诉“万恶的旧社会”、“忆苦思甜”的好教材，“通过了解包身工们在旧社会的悲惨生活，使同学们更加热爱我们今天没有剥削和压迫、自由而富足的幸福生活”。

那么，为什么说它不合时宜呢？

因为强加在它上面的教学目的，经不起这样的一个质问：拿现在的农民工与夏衍笔下的包身工就劳动强度、劳动时间、工作环境、生活环境、薪酬福利等各方面来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会怎么样呢？现在，在恶劣的工作、生活环境中累死的民工已屡见不鲜，我就不说了。这里只引用8月4日《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来说明广东一些工厂中工人的劳动生活状况：“每天工作13至14个小时。吃到的菜只有南瓜和胡萝卜，油水很少。有时候还在餐具里发现上一餐的剩饭。”“每天工作到夜里11点多，回到12至16个人一间的宿舍，宿舍里只有一个风扇。”“每周工作六天，底薪450元，但要扣除伙食、住宿费230元，加上加班费，每月能领到的钱是400至500元。”再举今年在报纸看到的两个例子：民工向雇主要工钱，被雇主打断了腿，千里迢迢沿路乞讨爬回家；一帮民工受不了非人的劳动强度和监工的打骂，不要工钱了，只想离开，却被资方派人追赶进了沙漠，九死一生。

丁玲的《曼哈顿街头夜景》却编入中学语文课本。

在《曼哈顿街头夜景》中，丁玲笔下的美国给人的印象只是一个瑟缩街角、伛偻着腰的老乞丐。人家繁荣的经济、发达的科技、民众的高素质，丁作家视而不见或将其处理成一片隐约而狰狞的背景。有论者认为，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独立寒秋、孤苦伶仃，是值得同情的，但这种同情从来只指向个人，与他所处的社会制度无涉；而在丁大作家的逻辑中，这两者紧密联结在一起，即把一位老人街头求乞“这笔债”算到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头上。

将个案、偶然事件政治化，不是丁作家独特的逻辑，而是大陆宣传工具的普遍逻辑。偶然出了个好官，就将其作为政治符号大树特树，而忘了他仅是个敬业、尽职、有良心的优秀工作者；出了个烈士，不是党员，就追认为党员，然后称颂其坚定的政治信仰。资本主义社会的乞丐和罪犯，就可以用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但近几年来有所改变，不管大陆出了多少个贪官，都是个案，都是偶然事件，都与政治制度无关。

在这里我不太认同“这种同情从来只指向个人，与他所处的社会制度无涉”这个观点，我认为“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孤苦伶仃”与社会制度多少有点关系。我一直希望有一个福利社会，能够在这些老弱病残的求乞者自愿的情况下将他们统统收容起来，让他们无温饱之忧。

我们国家本来就有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许多“收容救助站”，我们的收容救助站有财政拨款，有社会捐赠，用来收容救助需要帮助的人，当然包括乞丐。但我们的收容救助站真正干的是什么呀？警察将没有暂住证或工作证的人抓起来，关进有铁门铁窗与监狱差不多的收容站，遣回老家，通知家属交钱放人。人家刚从家乡来到城市，还没找到工作，到哪儿去办暂住证和工作证呀？农民苦呀，背井离乡到城市去，还没打到工，就被遣回，来回路费，加上“赎金”，对农民来说，可不是小数目，怪不得有人要借高利贷才能到收容站“赎人”。2003年6月26日《南方周末》载，在我们的首都，流动人口最害怕的一句话就是“送你去昌平筛沙子”，昌平是北京收容站所在地，筛沙子的目的是让你挣够路费遣你回家，而什么时候才能挣够，无从知道。据被收容过的人向记者介绍说，向警察、收容站工作人员下跪求饶是常事。你不服是不是？“关进某号房，往死里整”。在孙志刚之前，不知有过多少“孙志刚”，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就读过一篇报道：《湖南一收容所骇人内幕：不交钱竟被活活打死》。6月26日《南方周末》载，安徽潜山县梅城镇冯彩云的儿子徐英东1999年在北京被收容后下落不明，4年来70多岁的老母亲多次上北京寻找儿子，希望交钱领人，一直未能找到，“奔波和伤心使老人变得迟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