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文，我来深圳之后，在电脑上工作，很容易投入，本来我要求自己，工作1小时左右，就起来活动一下，但常常忘记了。这对身体是不利的。希望过一段时间后，这种情况会有所改变。近来虽然没有中止喝中药，但右腹还是时感不适。前天晚上又梦见跟家乡死去的人聚在一个肮脏的地方。我以前常常会做这一类让自己心情不快、会产生不妙联想的梦。来深圳后似乎不再做这种梦了，可前天夜里又做了。

堂侄ZB那儿形势也不乐观。我晚上常常叫他来学电脑，现在不怕别人看到我让侄子来这里学电脑了。我打算万一他那边生意经营不下去了，就跟老板开口，让他来这公司工作。包吃住，一个月500元，这对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来说，应该是很不错的，这里能让他在工作中学会熟练地使用电脑。

刚才与父亲通了电话，才发现给母亲汇款，收款人姓名又被写错一个字了，幸好父亲仍代邮局负责收发我家乡的邮件、报纸，所以写错收款人名字的汇款单仍然能落在他手里。我汇款被写错名字或人家汇稿费给我名字被写错，已出现过好几次了。我发现，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国营单位，工作人员的素质及对顾客的态度，与非国营单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当然，这并不是说非国营垄断性质的单位就不会出错。偶尔出一些不会造成严重后果的差错，都是可以原谅的吧。我之所以要这样说，主要还是因为我十分讨厌国营垄断性质的单位工作人员对顾客的无礼态度。原与邮政一家人的电信，现在因为有了市场竞争，也就有了售后服务、保修期什么的。以前在汕头装电话要给红包，不给红包那个电话装上去，三天两头就出毛病，毛病出在线路上，不是你在家里换个电话就可以摆平的，还得请他们来，还是要补送个红包才了事。那时候这种事情很普遍，大家都一样，投诉也不管用。那时候也似乎没有投诉电话。他们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现在有了市场竞争，尽管很不充分，但还是变了许多。把“为人民服务”这句话说得最滥的、变着花样说的，总是“国”字头单位，包括党政机关，而这些单位或机关部门的“极少数”人员，服务态度极差，有利可图的事争着做，无利可图的份内事挤出点油水再做、挤不出油水的事不做或做得很不情愿，上级看得到的表面文章就做，上级看不到的实际工作不做或做得很不情愿。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些单位或部门会不时加强政治工作，学习重要文件或某个领导人重要讲话。偶尔出了个模范人物，这些单位或部门就会如获至宝地把模范人物的一切模范事迹，都附会到政治觉悟、理论方针上。以前还喜欢打上阶级烙印和革命标签，现在“阶级”和“革命”这两个词很少用了，甚至被一些网站列为敏感字眼，与“集会”、“游行”、“自由”、“民主”、某些领导人姓名以及一些脏字一起，被设置为过滤字符。现在喜欢说模范人物是在实践哪个领导的理论，活生生把一个有血有肉、可亲可敬的好人糟蹋了。其实，不管在什么党派、什么阶级、什么国家，大致都会有认真工作、热心助人、奉献社会的好人存在。在我住宅附近的邮政局，就有一位老实的埋头肯干的邮政人员，是个组长，常常在下班后打扫邮局门口的卫生，我常到邮局寄报纸和书，跟他打过不少交道。同样这个邮局，有一个打字极慢而且态度恶劣的工作人员，负责汇款，刚开始时，我对他打字之慢并不怎么反感，以为过一段时间他就熟练了，可是过了半年仍这样。我想，如果邮政改制、精简人员，这种人就该下岗，可我一直对下岗人员表示同情，在我所同情的下岗人员中，会没有这种人吗？这个问题把我问住了。

话扯远了，刚才说到哪了？哦，刚才说到了电话。

说到电话，我又想起公司给我的那个全球通号码，我已用了两个多月，在公司预交的话费中付了两个月的账，第一个月是240多元，我在公司上班，没出去时很少用手机的，就是出去了，在市内也只是用话费标准与固定电话差不多的市话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手机话费呢？我上他们的网站查了一下，觉得有些疑点，打电话问了，取消了一些收费的服务项目，以为第二个月话费会少许多，可是还要190多元。我上网去查，其它页面都打得开，就是打不开话费清单，我第一次去查是打得开的。这个月我干脆常常关机，不打也不接，只用市话通。如果这个月手机话费还是高得莫明其妙，我就将这个号码还给公司，并提议将其注销。

下面我想再谈谈现在的老板C和我的关系。

我认识C是在1995年吧。那时我是汕头某报编辑、记者。

那时我就已经重视建立一些社会关系了，当时主要是为了拉广告吧，我是编辑，没有拉广告的任务，但却想拉点广告，一是想为报社多做点事，一是想赚点广告“稿费”。我通过广告、企业宣传品、工商黄页等资料搜集一些企业地址和企业领导、老板姓名，常常寄某报去给一些企业领导、老板，附上自己名片。这种方法很笨，效果当然很差。经理们、老板们一般是不会把你的报纸和名片当一回事的，他们甚至连看到都没有，是他们的秘书或助理拆开信封。秘书或助理有时会看看，有时看都不看，结果都一样，就是扔了。C是个例外，一是因为他是小老板，事必躬亲，并没有助理和秘书，一是他一直喜欢看报，喜欢结交大大小小的文人、编辑、记者。我寄报纸、名片给他，他便打电话找我了。他是我用这种方法认识的唯一的一个老板。他请我去他那儿，从汕头到他那儿，才几十公里。第一次见面，他对我很是尊重。我觉得他是一个朴实的农家子弟，对他有一见如故之感。临走时，他塞给我800元。我不想收下，他硬塞给我。回报社后，我为他写了一篇软性广告稿，用这800元买了版面，把稿发了。也可能买版面没有用去800元，只用去一些，我记不清了。后来还根据他的要求，以“报告文学”形式，为他写了一篇题为《甘苦备尝创业路》的长稿，向我所供职的某报买了版面发表。这事已经说过了。

我经常给C去信，以前是寄报纸给他时附短信，后来采用电子邮件，有些信便写得很长，像写文章似的。下面便是我在2003年给C的一封信。

多谢你一直以来的信任，凡事总想与我商量。说句老实话，刚与你交往时，你这样做倒使我不耐烦过。以前我很书呆子气的，也缺乏耐心。现在想来，惭愧！一是我能力有限，帮不上你什么大忙；一是你找我商量事情及让我帮忙做点啥，是信任我、尊重我，其实对我而言，也是一种锻炼，让我不致太书呆子气，多思考些企业方面的事情，多与社会各方面接触。

我越来越觉得，朋友是老的好，友情像酒，越陈越醇香。我与潮阳的一些可以作朋友的文友，我与家乡那些教书的朋友，一直不舍不弃。记得我在上海时，我与你曾中断了联系。与旧友中断联系，往往是我的不好，因为朋友们的联系方式比较固定，我要找他们很容易，而我到了上海，人家要找我就不容易了。可你仍通过榕树下网站，找到了我。

对于你的事业，我是很想多出些主意的。但我怕自己只会纸上谈兵，误导了你。以前为你修改给客户的信及企业的一些文件时，我曾发现，里面总有些表达上的差错，我总是很不客气地大改特改。现在当你发一些材料过来让我“指正”时，如果我说好，不用改了，那是在我这水平看来是真的好，真的不用改了，并非我曲意逢迎。

以前为你改企业文件时，不管改掉了多少我所认为的差错，我总是十分冷静地看待自己的作为，并不会像有些人那样很为自己“怀才不遇”而忿忿不平，说什么人家写出来的这些东西不三不四，倒能赚钱，我为什么不能呢？我认为写些给客户的信或几句广告词之类，在生意场中不是很重要的。我这么说，有许多生意场上的“文人”会骂我，人家起个商号、设计个商标、写句广告词、出个什么点子、题个公司名，甚至择个开业吉日，就会把企业的业绩都记到自己的功劳簿上的。我认为企业成功的因素很多很多，有时是一环扣一环。上面所罗列的起个商号等，有一些可能是企业成功链条中的一个小环节，有些根本不是。我之所以要贬低企业的文字工作者，并非他们可有可无，而是针对他们中的一些人太自以为是而故意贬抑的。有些人认为，有才华的人难免骄傲，他们的骄傲应该得到理解和尊重；我倒认为，有些自视为人才的人并非人才，是往窗口丢一个苹果就可以砸到一两个的，有些人才却是不以人才自居的。当然，这里所说的骄傲如果是执著于自己的观点，不人云亦云，不轻易改变自己去迎合别人，我倒是欣赏的；但假如过分固执己见，知错不改，天马行空，缺乏团队合作精神，那么如果不是这个团队真的不值得合作，我对这种人才是不敢恭维的。以前我为你改给客户的信之类的文件时，我总认为，没有我来改，自会有另一个人来改，也许他比我改得更好；尽管原稿毛病多多，我还是这样想，此前你不是一直用它吗？此前你的生意不是也做得很好吗？虽然它有毛病，但客户看得懂它的意思不就得了吗？人家又不是要把它当成什么文章来看，人家也可能文字水平很一般，哪会挑出你信上的毛病？就是挑出毛病也不会就不跟你做生意吧。我知道我的这些观点不一定正确，但是针对某些骄傲的“人才”我故意这样说。

下面我想介绍我在上海某大型企业集团主持文化宣传工作时所做的一些工作，也许可资参考吧。

我尽心竭力地完善企业CI策划，进行企业文化重塑。具体操作是，通过企业周报为主导地位的，包括黑板报、宣传栏、广播、电视、企业歌、企业三字经、企业标语、企业语录、干部“心”字歌、员工手册、文娱活动、企业网站等各种载体、媒体、活动，多层次、全方位、生动活泼地进行企业理念的灌输，企业精神的熏陶。我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在一种优秀的企业文化润物无声地潜移默化之下，全体员工热爱企业，同舟共济，奋发图强，把企业规范化为自觉行动，把爱岗敬业化为近乎宗教般的情感。

我所推行的企业理念是：员工努力为企业创效益，企业努力为员工谋幸福。对这一理念的阐析是：广大员工与企业各层管理者分工不同，目标一致，就是同心协力地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企业不但要在经济上、物质上关心员工，使员工满意，还要在精神上关心员工，尽可能多层次、全方位地满足员工精神文化生活上的需要，使员工在企业中感到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