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民主与道德》：

问：你有没有想过，现在的社会问题主要是道德沦丧造成的？你不认为道德重建比制度变革更重要吗？

答：我不喜欢讲空泛的道理，虚构两个村来说一说。甲村的村长候选人由自荐或各片、各单位公推产生，多名候选人到各片各单位进行竞选演说，最后由村民海选出村长，三年一届，可以连任二届不能连任二届以上。其他领导成员由村长组阁。村民还分片分单位海选出代表议事会，议事会可以监督、弹劾村长，甚至可以通过票决逼犯错误、不称职的村长辞职。村里的有线电视站、广播站虽是村公共设施，但已企业化，承包给个人，村里还允许村民办报，媒体们都可以对村长及其他领导进行與论监督。村长某内阁成员接受色情按摩被村报记者获悉，报道了出来，一时與论哗然，村长不得不将其免职。村保安队虽然服从村长指挥，但不是村长的“私家军”，村长对保安队的领导同样在各种监督之下，发出重大命令时必须经议事会票决。政务和财务定期公布，村民可以对之质疑，有关责任人必对质疑做出回应。于是甲村秩序井然，村风极佳。

乙村的村长名义上也是选举产生，但村民对候选人如何产生一无所知，似乎是某特权集团指定，而且是定额选举，村民选也是他，不选也是他，得票数也不透明，因之村民投票热情很低。保安队形同村长的打手。权力失去了约束，本来道德并不很坏的村长及其内阁成员，也逐渐蜕变成村霸。他们越坏越害怕言论自由。他们以村民名义办了一份报纸，报纸的人事权与电视站、广播站一样，紧紧控制在他们手里。他们还不放心，实行新闻审查制度。报纸不受村民欢迎，没有发行量，村长用行政手段帮助发行。报社亏损也不怕，有村财政支持。于是媒体不用做到读者、观众、听众满意，只要做到村长及其内阁成员满意就好了。他们也强调與论监督，但只是监督老百姓、监督“麻烦制造者”和“不安定因素”，偶尔也会“监督”一下中下层干部，但被“监督”的干部只是些“权力斗争的失败者”、已被列入“黑名单”的失宠者。村长后来为显示开明，逐渐增大媒体的权力，然而，根本不用考虑用户是否满意的媒体们，也大搞权钱、权色、权权交易。歌颂的，有人“花钱买见报”；批评的，有人“花钱买不见报”。乙村媒体还特别注重宣传干部们的“优秀品质”，不把他们当人，而把他们吹嘘成没有人性各种弱点的“超人”，不贪财不好色，公正无私，以身作则，先进模范。于是村民们看到的是：媒体上报道的是一套，实际情况是另一套；村官们说的是廉政爱民，干的是男盗女娼。既然一再强调干部是模范，村民们也就以“模范”为榜样。于是，社会诚信大大丧失，村民道德严重滑波。

上述种种，明明是制度使然，乙村当局却搬出“村情论”，说甲村村民文明道德，民主意识和参政能力强，乙村村民文明程度不高，道德素质差，缺乏民主意识和参政能力，乙村不能搞甲村那一套。于是便有人“对症下药”，抛出“以德治村”的战略决策。结果是，乙村干部们把腐败进行到底，却要村民“重建道德”，谁尿他那一壶！

克文，上面便是《民主与道德》全文。请再看《官方文件中的“极少数”》：

2004年1月13日，新任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周文轩在工作报告中说：“今天，向各位代表报告这个问题，心情非常沉重。我们为极少数法官没有把握好人生航向而痛惜；为他们破坏整个法官形象而愤恨。”会议就周文轩所作报告进行表决。当大会主持人询问“赞成的请举手”时，会场齐刷刷地举起一片“手臂的森林”，代表们举手的热情不亚于幼稚园的小朋友；当主持人询问“反对的请举手”时，会场突然举起了一只手。这一只手也许让许多人瞠目结舌，也许让习惯于“全体代表一致通过”的主持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不得不再次高声询问一次，那只手举得更高了。举手者就是人大代表袁厚安。我弄不明白袁厚安是怎样通过他们的“人大代表资格审查”的，也不知道会后是否有人会被追究，但我认为这只手是可以写进历史的。

我不知道周院长报告全文讲了些什么，我只看到2004年第14期《新闻周刊》中有一篇文章引用了上面那几句话。那几句在许多习惯于听这类官方语言的人看来，也许会很感动，会对这位新院长产生景仰之情。但我却深为反感。我反感的不是他的“痛惜”和“愤恨”，而是“极少数”这个无数次出现在中共官方文件的关键词。

何谓极少数？据官方对外公布，2002年至2003年6月，湖北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涉嫌职务犯罪的法官91人。我们不禁要问：这就是极少数吗？几乎所有贪官的案发落马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并且有些人被内部处理、秘而不宣也是中共官方的惯用手法，这也让我们有一定的理由可以发问：那些没被立案查办的呢？那些被内部处理的呢？

周院长所说“今天，向各位代表报告这个问题，心情非常沉重”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两名副院长、数名副庭长等13名法官，被纪检部门查出受贿400余万元。出自湖北省检察院的一份调查报告如是说：“早在2000年，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有3名法官涉嫌职务犯罪，但都做不起诉处理，以致后来这13名法官心存侥幸，铤而走险。”从所查出的涉案金额来看，13名，400余万，平均每人不足40万，比起其他已经落马的贪官被官方公布出来的受贿金额来，实在不可同日而语，也会让那些还在台上做反腐报告的贪官们笑掉大牙。但我认为值得议论的是涉案法官的人数，一个中院，一次便查出13名受贿法官。13名，并不是问题的全部，还有9名法官受到纪律处分，30名处级以上干部调离岗位。

这就是周文轩报告中所说的问题。

这也是周文轩报告中所说的“极少数”。

有人说，社会纠纷日益增多而受案数量大幅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人们对法官不信任，不愿再去法院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我信其然！

上面便是《官方文件中的“极少数”》全文。你看后作何感想？

我这些天日常工作都是编发行业资讯到网站上去。一件事做久了，有时就会产生惰性和惯性，不想改变了；有时又会很厌烦，想改变工作。究竟想改变还是不想改变，有时自己也说不清楚的。

老板计划办《潮汕之窗》网站，我原不支持，理由是：先把现在这个电子行业网站搞出名堂再说，但后来又听老板多次提及，似乎对办《潮汕之窗》网站很有信心，而我本人对办综合性网站、人文网站也很有兴趣，而办电子行业网站对我而言，其实只是一种工作，毫无兴趣可言。能把工作和本人的爱好、兴趣结合起来，是最好的。于是，我也支持办《潮汕之窗》网站了。但这么长时间，并不见老板要我写办站计划或方案，我有时也很怕写这些东西，但在企业中，这些工作总会落到我身上的。昨天下午，我主动写了一篇《关于创办〈潮汕之窗〉网站的初步构想》。

不知是昨天下午状态欠佳，还是什么原因，这个构想，写得很辛苦，花了两个多小时。其实这不是在写东西，而是在设想，难度就在凭空设想上。也许是第一次写这东西，缺乏经验吧。下班前写好发给老板，他看了不置可否，反过来发一份由专业公司编写的《关于〈潮汕之窗〉网站建设规划书》给我，我收到时想道，早知道，我就不用白费这番劳动了。可是昨晚把那规划书细看一番，大失所望。一些专业公司编写的策划书、规划书、可行性报告书之类我看过不少，形式上中规中矩，像填空一样，所有该类文本的条款都找些话语或像挤牙膏一样挤出些话语来填上去，比如什么需求分析、目标概述、建设思路等等，有些话纯粹是空话、套话，放在任何网站的规划书上都“适应”，却毫无可操作性和针对性。我对这一类“八股”文总是缺乏兴趣，尽管某些时候，我也得按照这些“八股”模式写些东西，但我写这一类东西，除了以前在汕头那家公司为应付政府部门而写、根本就没有可能实施的外，总是注重可操作性，力避空话、套话。

专业公司编写的那份规划书，除了一些“适应”于任何网站的空话、套话外，比较有针对性的就是关于“潮汕专题”的栏目设置，但却是完全照搬另一个潮汕网站的，没有增加一个栏目，也没有减少一个栏目，十多个栏目的名称一模一样。同类网站的栏目名称有些雷同是正常的。如果要刻意避免雷同，必须把所有同类网站全部看遍，这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但十多个栏目完全一模一样，而且有些栏目完全没有必要你也照搬，有些该设的栏目他没有你也没有，你说这不是抄袭吗？我对抄袭总是十分厌恶。

我好久没有向报刊投稿了，但偶尔还会收到一些稿费，也许是报刊编辑在网上选我的习作去发表吧。我以前给他们投稿时留有家庭地址，所以他们把稿费寄到我家。日前女儿打电话来，说又收到两张稿费单，问我稿费给谁。我说你和你妈各一张吧。领了钱，女儿又打电话来问，两张稿费单一张48元，一张28元，问我哪张给她，我打趣她说，你要哪张就给你哪张吧。昨晚我打电话去，故意逗她，问她们钱怎么分，她说她和她妈一人38元。她就这样，不占便宜，也不愿吃亏，真好笑！

我每晚在员工宿舍那边吃好饭，不急着回公司这边，总会在外面悠悠然散步半小时以上。回到公司洗好澡，上一会网，或写点东西，21点或22点吧，就到楼下草坪中间的卵石路上“按摩”足底。现在好多公共场合都铺有能“按摩”足底的卵石路，把大至鸡蛋、小至拇指的卵石嵌在水泥上，人赤脚踩上去，很疼，但这种疼很爽，类似于足底按摩。刚开始我走了一会就疼得走不下去了。现在能倒着走一个小时左右。倒着走，也是一种保健之道。回来就躺在沙发上看一会老板订的《凤凰周刊》或《南方都市报》，就睡了。有时会睡得很深。昨晚要下楼时，R老师说要做我个人网站的用户，却注册不了。我在他的电脑前操作了一下，果然不能注册，回到我的电脑前再试，还是不行，进后台看了看，看不出什么毛病，打电话给楚伟，他进去弄了一会，搞定了。让他解释一下，他说，程序这东西有时很邪门。也许是因为强迫症吧，也许是太把网站当一回事了，我不太喜欢进入网站后台，进入后台总怕误操作，弄出什么新毛病来。离开后台，有时又想起什么，又不放心，又想看个究竟，又得进去。强迫症这毛病真烦，幸好现在不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