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顶头上司常常要乱插手我的具体工作，搞出些毛病。

漫画的题目和作者署名放在框内并不少见。他签印时，总想找个地方露一手，便叫排版工把题目和作者署名移至框外，理由是“为了规范”。改后也不校对。于是，题目后面括号中的“漫画”二字，变成“漫话”。

又有一次，他签印后又撇开我，直接去电脑照排部，把一条短稿的插图从上面移至下面。这一移动，竟在这条不足七百字的短稿中搞出了许多差错。原因是移动插图动作较大，加上照排工马虎，把已经校对好的文字搞乱，而我的顶头上司也不予校对。

在我看来，一般签印后，就尽可能不做不必要的改动。作为责任编辑兼记者，我所负责的版面一经签印，有时就得外出采访了。可副总编不时会在签印后，心血来潮地搞出一些毛病。这一招实在使我措手不及。

他是有几十年“办报”经验的“老报人”，报社干部员工对他都很尊重。他搞出毛病，背黑锅的总是我。他德高望重，我人微言轻。扣工资是小事，让人家以为我工作不认真，弄不好丢了饭碗，那可是天大的冤屈。

也许你会以为他故意跟我过不去，我并不这样想。我倒认为，可能是与他相比，我工作能力较强，他审版时总找不到需要改动的地方，于是不得不吹毛求疵。

——上面这一则题为《差错》。

明天，报社领导要接见几位本市作家，请他们对报纸提意见。我知道作家发稿的地方一般在副刊，因之会比较关注副刊，便感到在劫难逃了。

其实，如果顶头上司对我少一些干预，对副刊的一切批评我都乐意接受。

可是，顶头上司健忘而又缺乏主见，常常出尔反尔，弄得我无所适从。比如前天批评我没有做到的方面，恰是我本来所积极去做而他不同意的，昨天所批评的编辑方针，其实便是他前天所定。他对下属以“老报人”自居，注重自己的权威，对外人却十分谦逊，人家随随便便的一句话，他就当成金玉良言。

在这位顶头上司的干预下，一些杂七杂八不能放进其它各版的东西都往副刊上塞。喜欢体育的读者提议加上体育的内容，喜欢象棋的要求增设“每期一局”，少男少女要求炒明星绯闻，喜欢集邮的希望办成集邮版，喜欢炮制一些不入流的杂稿的作者则要求多用杂稿。还有人托关系连载百万字的长篇小说 。有位三流画家办了个画展，请我的顶头上司去看看，便为他开辟专栏，专门发表他的画作及画评。就这么每周一期的一版副刊，如一盘菜，喜欢酸的说要加点醋，喜欢咸的说要加点盐，还有辣、苦、甜、臭、香，什么意见都接受，结果搞得什么味道都不是，令人作呕。

明天，坐着说话腰不疼的作家们一定会把这个副刊贬得狗屎不如。如果副刊办得好，人家夸奖的一定是我的顶头上司；现在办得差，人家批评的，一定是我。我在劫难逃了。

——上面这一则题为《在劫难逃》。

昨晚社长找我谈话，希望我有主见，不要依赖性太大。细思其言，感叹良深。

社长曾想让我独当一面，要把我的顶头上司调去搞其它工作。我的顶头上司说：“副刊部离不开我，李乙隆需要我。”我不忍看他受贬，在社长面前肯定了他的话。

顶头上司是其它报社的退休人员，人称“老报人”，为人良善。我往往斗不过恶者，对善者更存谦让之心。这些德性注定我总是吃亏。

顶头上司不喜欢文学，却当文学副刊主编。我是副刊责任编辑。

也许是一种缘吧，社长对我印象不错，我是他直接招聘进来的。我到这家报社工作可能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社长就把我提为副刊主编了。那位“老报人”则被我“挤”到副总编的位置上，主抓第三版和第四版的编辑工作。第四版便是副刊，因之，他还是我的顶头上司。副刊在他当权时，从读者到同事，没有一人说好的。社长尊他是“老报人”，不好意思批评他，批评总是落在我身上。我在与顶头上司的磨擦中每前进一步，副刊便获得一分好评。我逐渐掌握了对副刊的控制权，副刊基本上能按我的意图办，取得了广泛好评，然而，顶头上司对我的工作仍时有干扰。我真诚地主动地与他搞好上下级关系，如果他不干扰我的编辑工作，在其它事务上我对他惟命是从。

当社长开始器重我时，我发现顶头上司对我十分疑忌，他也许担心我在社长那儿说他什么，有取而代之的野心。皇天可鉴，我一向光明磊落，从来不喜欢放暗箭。

社长对我的了解太浅了，他把我对顶头上司的善意看成是依赖性强。

——上面这一则题为《依赖》。

我一直以为我和总编的关系不错，他对我也很赏识。他不只一次地夸我工作认真，有才干。我编副刊，与他没有业务上的关系。副刊是副总编的“势力范围”。

总编常常说副总编手下的人能力强，什么事都是手下的人做得妥妥贴贴，而总编他自己忙得要死，什么事都要亲力亲为，送到他这个总编手上的大样总是错漏百出，真不知手下那些人是干什么的。

我也觉得总编比我的顶头上司副总编忙多了，整天埋头改稿、改版，而他所负责的版面并不比副总编所负责的版面好，也许他手下的人真的都是饭桶吧。

调整人事时我划到总编手下，我觉得这很不错，决心干得更好，尽力减轻总编的工作量。

我送到总编手上的清样力求尽善尽美，想让他轻轻松松签上自己的尊姓大名就可付印。

谁知第一次他便很不满，大笔一挥把清样改得乱七八糟，还批评我没多打出一份大样先让他审阅，那口气好像我抢了他的权。

本来发稿时已让他审了稿，版面设计也让他审批了。

照排后打出两份大样，我与校对员各一份。我通读全版，从文字到版面的美化，一丝不苟。

我本意是想让他轻松些，他却以为我想架空他。

那么，我还是像他其他下属一样，把错漏百出的版面送到他手上，让他轻易找到实实在在需要改动的地方，而不是赌气似地乱改一气。这样他该满意了吧。不！他就会到处去说，他忙得要死，他的下属是多么无能，送到他手上的东西是如何错字连篇，病句迭出，好在他这个关把得严，也把得好辛苦。

我认真工作的好名声就这样毁了。

也许，这就是为人下属的尴尬。

——上面这一则题为《下属的尴尬》。

生活常给我一些意想不到的伤害，这些伤害使本来自我感觉欠佳的我更加缺乏自信，本来拘谨的我更加拘束和谨小慎微，遇事总往坏处想，甚至产生“恶性联想”，近乎强迫症，对人戒备心理很强。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好的方面是会使我遇事冷静分析，细心观察，三思而行，不轻信，不盲目乐观，对别人不存依赖之心；坏的方面是失去了一些坦诚，有时难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过后又自责内疚。

文化局副局长找一位文联领导，请他推荐一个人才去某镇文化站工作，那位领导推荐了我，很快在全县业余作者群中传开。我便依照热心人士指引，到副局长家去了几次。我到副局长家去干什么，我知道按社会行情你会往哪儿猜测，我从不喜欢让别人因我而蒙受一点冤屈。我当时在学校代课，每月工资才三几百元，没什么钱可行贿，但有事求人空手上门总不合社交礼仪吧，我就用这三几百元作为活动经费，提在手上的不外是水果、茶叶之类的物件。后来副局长内举不避亲，让自己的侄子去了。我“偷鸡不成蚀把米”，声誉受损不少吧。我的“恶性联想”便是：大家会说，连那位德高望重的文联领导推荐都不成，这个人肯定有什么问题；那位文联领导也绝不会把我这次失败的原因说成是他推荐不力或面子不够；副局长更会把我往坏处说，以表示他用人唯亲实是用人唯德唯才，我乏德少才，不足以用。

我一直把某先生当成最好的朋友之一，在别人面前提起他总是好话多多。他对我也总是一副十分热情、十分关心的样子。当时我在某城代课，没地方住，虽说亲友有多余的房子，但我一向自尊自重，不愿去麻烦人家，想租屋却因工资太低租不起，在一位学生家里寄宿，有时感到有些不便。一个书店的老板让我到他店里去住，也可帮他看看店。后来，某先生来看我，我介绍他与书店的老板认识。接下来他经常来这个店看书闲谈，与老板混得很熟。他与老板混熟之后第一件事便是诋毁我，甚至问书店老板，怎能这样信任我，竟让我一个人住在店里？为老板看店的是老板的弟弟，有时他不在，就我一个人住在店里。某先生言下之意，是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一直弄不清楚一见我就眉开眼笑的他何以对我怀有这样深的成见。如果出于误解，应该给我辩解的机会，可他从没在我面前表现出一点点对我的不满。就这件事，使我陷入了种种“恶性联想”中，差点怀疑起所有朋友而陷入自闭。

——上面这一则题为《“恶性联想”》。

由于种种原因，我所供职的报社有几次差点停办。以前听到要停办时，我害怕失业，紧张得要命。最近一次听到要停办，我却泰然自若。这并非我已找到了退路，而是找到了信心。

以前我十分缺乏自信。也许是缺乏自信加重了别人的怀疑与蔑视，也许是别人的势利增加了我的失败感，我心理状态很差。我总是夸大所面临的困难，遇事心理压力很大，求职时，在能够给自己一碗饭吃的人面前，十分卑怯。

失败的经历也确实一次一次蚕食着我的信心。初中毕业，考不上当时有铁饭碗而让许多农家子弟梦寐以求的中等师范学校；高中辍学，想去代课没有去成，尽管山区教师缺乏，但要去代课还得靠关系；区公所招聘合同干部，尽管预选考时我成绩优异，却因没有高中毕业文凭，未能参加正式考试；后来因父亲的关系被吸收为临时工，工资是与我同时进入镇政府的合同干部的三分之一；后来又因二叔的关系，被曲江县文化馆借用，编辑《曲江文艺》，转不了正被辞退；想重回镇政府当临时工，回不去了；当代课教师时，教师是很让人看不起的职业，代课教师就更低人一等，当时公办教师离职者众，要去代课并不难，但工资很低；因二哥介绍去深圳一个厂当了两个月所谓白领，受排挤，被辞退了；有人说要推荐我到潮阳县文化馆或峡山镇文化站，跑了不少路，花了一点钱，无一成功。这些经历，几乎使我的信心荡然无存，并在头脑中形成了这么一个观念，即使你是个人才，如果人家不用你，你狗屎不如！带着这个观念，求职时，我总像乞求施舍一样，总是忘记自己的能力和人品，忘记自己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任劳任怨的品德，把自己当成一无所长的人。人家录用我，便感恩戴德，好像自己是来吃闲饭的。其实，人家录用我，也许是人家的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