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文，如果你看到这里，还愿意接着看下去，那么，你的耐心和涵养真的让我肃然起敬。第一次写“长篇”就这样弄，败坏了大家的兴致，今后还会有谁对我所写的长篇感兴趣呢？也许我靠写作谋生之心早已经死了，现在，纯粹是凭着自己的性情写，“写作”于我，纯粹是发泄和排泄，发泄的是一些时评、杂文，排泄的就是这封长信之类的东西。

接下来我觉得不要谈太多的日常事务，琐琐碎碎的，还是接上以前的回忆说下去比较好。我可能已经说过，我到汕头某报社工作，是1994年，肯定是新学年开学之后，也就是在9月1日之后。记得我还教了一段时间的初一语文。这学年我被调为初一语文老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学年我也不用当班主任了。大家不要以为这是学校对我的照顾，其实更可能是对我的教学能力和管理学生的能力的否定。我坦然接受学校的安排。那段日子我可能对人生产生了憧憬，觉得自己的苦日子快要熬到头了，因为要转正了。代课老师，名不正言不顺的，转了正，就有了身份，有了保障，工资也会增加不少。申请转正的各种事务，比如填表、笔试、业务评审、体检、送资料，等等，似乎都是在上半年已经做完了。暑假和下半年这一段时间就是等待，从一个代课教师转为公办教师，许多人还是看得很重的，视为人生一大转机。即使条件过关，好多人也不敢掉以轻心，怕被不够条件却有关系的人挤掉。许多人热衷于找关系，我也不敢例外。有人找关系行贿，我找关系却没有行贿，因为我行不起贿，只是送了一些水果和香烟，记得当时花费最多的一次送礼是送了两条中华，花去了一个月工资。

即使心里隐隐觉得转正已经是十拿九稳的事，表面上也不敢高兴得太早，有过很多失败、挫折的我，在胜利没有完全到达之前，在没有把成功紧紧地握在手里之时，我就不敢预支胜利的欢乐，怕成功稍纵即逝，怕好运被欢乐的风吹跑，怕预支来的欢乐是一笔心情的高利贷，要用加倍的痛苦偿还。那时候，我的一位林姓文友被汕头一家报社聘用，县文联的一位作家，也就是介绍我到县城城郊风岗中学代课的作家，在与我谈起林姓文友被报社聘用时，睥睨着我说了一些对我有所触动的话，具体说了些什么话我已忘记，大意就是夸林姓文友的为人和本事，有拿我与他作对比而否定我的意思。我对这位我称为老师的作家一直是尊敬的，即使他对我说过一些势利的话，我也当成是十分正常的。我一点也不认为他当时那样说有什么不好。我在社会底层艰难谋生之时，再难听的话语、再轻蔑的眼神，我都领受过。但这位老师当时对我的轻蔑，不知为何激起了我再次到汕头一家新办报社求职的念头。这家我从1994年11月前后进入、至1997年4月前后因报纸停办而离开的报社，我在前面已经提到，是用某报社来指代的，其所办报纸则以某报代之，下文仍用这个代称。

其实，在文联的这位老师刺激我之前，我向汕头某报社求职也是很用心的。自从在报上看到某报筹备组的招聘广告之后，我先后寄了几次资料，资料中包括措辞恳切的求职信、发表过的文章的复印件、新闻专业大专学历证书的复印件等，因为没有收到回复，便一寄再寄，总认为有行动就有希望，多寄一份资料，就多一份被发现的可能，但所寄资料都如泥牛入海，便自己找上门去，被没有编过一期某报的总编赶了出来。

于我而言，好多时候，求职就是为了谋生，我一直是把求职看得很重的，我是以对待生存的态度来对待求职的。那时候我不知自己除了教书、编辑、写稿，还有什么谋生手段。把写稿作为谋生手段，是指进入一些单位当文书、秘书、资料员、报道员、记者、专业作家什么的。那时候出版业不像现在这样繁荣，如果没有一份工资，单靠稿费过日子是不容易的，那时候没有单纯靠写作过日子的自由撰稿人，业余写作的人则被称为业余作者。“业余作者”还似乎是一种荣誉，在地方上多少会有点名气。县文化馆，也有意在各个公社都培养几个业余作者。在我之前，红场公社就我父亲这样一位业余作者，所以他很自得过，以为红场就数他一支笔。其实我很快就发现，这个地方就你一位业余作者，并不是说你在这个地方写文最好，而是别人没有这个爱好。在父亲之后，在公社改为区公所之后，红场的业余作者就是我，不久又增加了李瑞林。我的朋友李瑞林读师范时就喜爱写作，但没有发表过作品，1985年我在红场区公所工作时，他找上门来，那时候爱好文学的人，很容易走在一起，成为好友。以发表作品论之，我比瑞林出道早，但他的写作水平，很快就超过了我。在我到曲江文化馆工作那段时间，我发现他的文学创作水平有了一个飞跃。这段时间他发表了不少作品，在我手上也发表了一些。那时候发表作品的地方也不多，不像现在。

我写稿的水平，现在我知道实在不怎么样了，这辈子可能写不出什么名堂了，但以前却没有这份自知。在上学的时候，作文成绩常常在班级中名列前茅，昔年没有见过世面，读书也少，很容易夜郎自大，曾为自己的写作水平自得过。可能是1983年，也就是我辍学那年，我在《汕头青少年报》的一次诗歌征文比赛中获一等奖。其实我写的那首“诗歌”，应称为小快板比较合适，篇幅不长，过去了那么长的时间，我居然还能背下来，我能背下来的拙作很少。现录兹于下，就像人家保留一张自己光屁股的儿时相片，虽然丑，但可作纪念：

月儿挂树梢，四周静悄悄，电影映完弟未回，急得妈妈四处找。

忽闻熟耳歌声飘，瞧，弟弟回来了！妈妈惊喜细盘问，回答好像放鞭炮：

孙悟空除妖，我正看得兴致高，忽然邻座五保姆，又吐又泻病不小。

我招来小强和小宝，七手八脚忙开了。搀扶老姆返回家，又请医生又熬药。

服侍老姆转平安，再回剧院把脏物扫。折腾半天才回家，惹得妈妈多心焦。

妈妈听了微微笑，夸奖弟弟做得好。弟弟低头没吭声，天边朵朵红云烧。

可能是在1984年以后，我在广州出版的《中学生报》和《中学生之友》杂志各发表了一篇学生作文。从投稿到发表，好像隔了半年以上时间。文章是当中学生时写的，发表时，我已经不是学生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在1974年入学，在家乡的小学读了5年小学和1年初一，便到红场中学读初二和初三，1983年9月到两英中学读高中，只读了一学期，就辍学了。准确地说，我辍学时间是1984年年初，而不是履历中所写的1983年底。说是年底，是就农历而言的，我们在农村长大的人，往往习惯于用农历来记得事情。不久又在省群众艺术馆主办的《木棉花》发表了几首民谣体的东西，在《潮阳文艺》发表了一篇小小说。也可能是在这些时候，我写稿十分勤奋，为伊销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但因先天不足，后天缺乏营养，缺乏高人指点，没能折腾出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我那时候所看到的文学作品，也就是我所吸收的文学养料，就是父亲拿回家的《潮阳文艺》季刊，间或有《汕头日报》的文学副刊。那时候我以《潮阳文艺》中的文章作自己学习写作的范文，以《潮阳文艺》的水平作自己写作的目标，以为能在《潮阳文艺》上发表一些东西就很了不起了。父亲在《潮阳文艺》发表一些民谣体的东西，便十分自得，到处吹嘘，以大文人自居，这对我也会有些影响。具体记不起是什么时候，父亲带我到达濠去找他的一位文友，通过这位文友，找到《汕头日报》文学副刊的编辑陈老师，从此之后，我也偶尔能在《汕头日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一些小小说。这在当时的潮阳业余作者群中，是令人瞩目的。那时候我所写的东西，以“小小说”为主，间或写些追求押韵的短“诗”。那时候我很看不惯没有押韵的诗。那时候没有押韵的诗也不像现在这样普遍。那时候我所写的所谓小小说，其实就是一个以“巧合”为主要手法的小故事，语言粗糙，也不懂得重视语言。看文学作品，也只是被故事情节牵着鼻子走，缺乏对语言的感觉。1995年2月到区公所工作，便写了大量的“短新闻”在潮阳广播站和汕头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那时候写得最多的是农民勤劳致富，也写春耕生产、计划生育、封山育林、推广经济作物、调整生产结构什么的。

如果不能从事写、编、教方面的工作，我也不致没有生路可走吧，还可以去打一份小工或回家乡去种田，但我这个人如果去打工和种田可能会活得很困难。因此，在当代课教师转正无望之时，只要一有机会，我便全力以付地向文化事业单位求职。

我艰难谋生、尴尬求职的经历，在1996年所写的一篇题为《三十岁祭》的短文中，有简单粗糙的记述，现摘录几段话如下：

……1987年我回家乡，到学校代课。由于那时公办教师离职者众，师资奇缺，我曾一个人任两个人的课，任教初二、初三两级三班的语文。工资是公办教师的一半。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一些自称是“为政府打工的廉价劳动力”的人，一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看半天，却满腹牢骚，埋怨社会不公，就是不想想自己终日无所事事，究竟为社会做了些什么。

我一直坚持参加自学考试，用五年的业余时间，以较优秀的成绩取得新闻专业大专学历。文凭满天飞，已经贬值了。我这张姗姗来迟的大专文凭在一些人眼里也许一文不值了，但它却花费了我多少心血呀！不管考风如何，我从不作弊。有些人带薪读书，得到文凭就能得到不少好处。而我的自学是在忙于工作中挤出点滴时间，参加考试所需一切费用，都是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挤出来的，取得了学历却得不到半点实惠。

那次在民办代课教师中考试转正一批公办教师，文化考核我成绩优异，交报名费、试卷费、考评费等，还顺应潮流到那些手握“生杀大权”的领导同志家里去串门。说来惭愧，我到领导家里去肯定是不受欢迎的人，因为别人多是一个“信封”放在兜里，我却是大包小包十分招摇，像探亲或看望病人似的。我转不了正，理由很充分：教龄不足十年。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要让我们这些教龄不足十年的人去参加考试，去凑这份热闹呢！原因很简单：参加考试的人越多，那些领导的门庭越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