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某期《凤凰周刊》上看到冼岩长文《中国政治改革可以这样起步》，录其要点如下：

当今中国社会能否启动政治进程的决定性力量，是中央权威，只有中央权威被认同，改革才能启动；只有执政者和民众联手，改革才能推进。如果将改革目标直接对准现行政治制度，这种改革将难以看到启动之时。在中国，所有反中央化的进程都不可能获得中央支持，都只能在中央政权严重衰弱后才有启动的可能，就事论事，这也绝非全民之福。清末即是如此。地方独立性是在庚子之乱、八国联军入京、中央政府权威殆尽后才渐成气候的。这种地方割据，是后来终结了和平建国希望的军阀割据、全国混战的源头。要启动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就必须设计出不致中国于动荡的方案，即必须在顺应中央化结构、保持中央权威的方向进行。这近似于西方政治进程中的初级阶段，市民与国王联手，战胜封建诸侯，也与中国传统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相似。

根据吴思先生潜规则理论，执政者与其地方代理人官僚群体可分为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对民权民利的具体侵害，主要是各级官僚由其自身利益驱使而为，它并不符合政权本身追求稳定性、延续性的根本利益。官僚群体能够背离执政者而操作自身利益，关键在于它拥有代理权力的位置。执政者在当前能否有效约束其代理人的关键，在于能否打破官僚群体的信息垄断和上下封锁，这需要借助于“信息民主”，放宽媒体管制，尤其是放宽体制外、不受制于地方权力的网络媒体的言论尺度，将舆论监督引导到对官僚群体权力侵害、以权谋私行为的监督上。从去年以来广受关注的孙志刚、孙大午、刘涌等系列事件看，这种“网络民主”确有操作空间。由于以“反腐败、求公正”为号召，民众诉求可以不涉及政治制度、不指向最高执政者，可望获得最高当局的认可。民众与执政者有个共同的对手，就是腐败官僚。从人的需求层次理性而言，民众的自我意识是反直接侵害民众利益的贪官，而不会把矛头指向支持反贪官的“皇帝”。但是，“网络民主”在中国的进程迭经反复，说明中央政府对此仍有疑虑，既欲得其利，又恐蒙其弊。从经验来看，政治进程一旦放开，似乎就会呈现出一种自我加速的趋势，政府、民间都无法控制，只能眼睁睁看着它走向极端。中央政府怕政治进程走向极端，认为集中精力搞经济，只要经济搞好了，人民普遍满意了，到时候再谈政治，就可能拥有一个较为宽松的、易于妥协的环境。这种考虑有道理，但来自另一方的威胁也很大，威胁不是来自民众，而是来自腐败官僚群体。由于权力腐败猖獗，体制内缺少制衡腐败的机制，腐败会更加腐败，会影响经济发展，会引起民众更大的不满，会使社会更难成长出足以抵制权力的资本力量和民间力量。虽然任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市场化、工业化过程都不可避免伴随着政治腐败和贫富两极分化，不可避免地引起社会普遍不满，但只有在权威政体国家，这种不满才无处宣泄，只能转化为对政权合法性的怀疑。

在上面的观点中，我最为支持的是“放宽体制外、不受制于地方权力的网络媒体的言论尺度”的观点。

对“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之论，我想评析几句。

古代的皇帝是天子，是“天生的”，现在没有皇帝，有的是中央政权。但中央政权是从哪里来的呢？

也许我们只能寄厚望于中央高层知人善任，不让省部级贪官进入中央政权，而从地方进入中央的领导人，都有莲花品格，与地方腐败官僚集团没有错综复杂的关系。

　　　　　　　　　　　　　　　　　　　　　　　　　　　　　　 （200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