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舟共进》2003年第3期载刘克谦文《惩治腐败决不手软》，主张治顽症须用猛药，提出不少十分正确却说了等于白说因为已有多少人不厌其烦地说过多少万遍了的措施，不外是：注重体制、机制、制度创新，从治本入手，逐步消除腐败；加大舆论监督力度，传媒不但要报道已被法办的腐败案件，还要敢于调查、披露未被法办的。这些老生常谈我看得腻了，但该文中“以史为鉴”一则，把腐败作为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主要因素，值得摘评一二。

苏共作为一个拥有93年历史、2000多万党员、独掌政权74年的大党，几乎在一夜之间红旗落地，分崩离析，政权交替之“顺利”出人意料。苏共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腐败，自己割断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最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1991年的“8·19事件”是苏共为避免崩溃的垂死挣扎，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没有人民群众支持苏共，解散共产党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党的各级组织也没有抵制。

斯大林时代在苏共庞大的干部队伍中形成一个“官僚特权阶层”。刘克谦文中引用的一个例子（也是文中唯一的一个被指名道姓的贪官，可见在苏共中是很典型的一个）却让我有些感慨，说的是勃烈日涅夫的女婿是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共受贿654200卢布，约合105万美元，这赃款数额，比起我国的贪官来，真是小巫见大巫。

苏共垮台，最大赢家不是黑市倒爷，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是苏共领导成员和苏共分布在各地、各个领域、各个部门的官员，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俄罗斯的新贵。俄罗斯的暴发户中，有61%的人是靠将国有资产化为己有的；有90%的私有企业主，是过去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人；“银行家”们的银行都是靠前政府的资金建立起来的。俄罗斯学者罗伊·梅德韦杰夫指出：“私有化没有使国有资产落到最有权利获得的人手中，也没有落到有能力利用这些资产造福社会的人手中。私有化实际上是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资产的前苏联官僚玩弄的掩人耳目的把戏而已。”美国人弗兰克·奇福德说：“苏共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我是否可以这样说：苏共垮台，对“苏共”这个抽象的概念来说是坏事，但对构成“苏共”的一些具体的成员来说，却是天大的好事，因为它的垮台，倒使苏共官员的非法所得“合法化”了。

该文还介绍了一件饶有趣味的事。苏联解体前，当时的苏联社科院进行一次民意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占85%。在我看来，执政党准许这样的民意调查，原因有四，一是民主国家，一是国情正在走向民主，一是执政党高度自信，一是残暴统治下被调查者不敢说个“不”字。这样的民意调查，在一些国家是不可能进行的。

　　　　　　　　　　　　　　　　　　　　　　　　　　　　　　　　 （200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