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舟共进》是政协广东省委员会主办的月刊，常有好文章令人激赏。该刊2002年第11期便有一篇题为《在苏联，言论为何不自由》的佳作，作者刘凌，全文万余言。

也许是自己水平所限，在我看来，该文满纸真知灼见，说理深入浅出，十分透彻，我想评论几句都显得多余，只能摘录归纳出下面几段话，充实到自己的知识库中。

任何法权都有其相应的经济基础，“言论自由”也不例外。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弊端归结为“私有制”，归结为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因而把“消灭私有制”作为革命的旗帜，并提出“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首先把生产资料转变为国家财产”的历史任务。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曾把国有化视为“公有制”的完成，而只是视作“公有制”的“全国性基础”和第一步。他们确立的“公有制”标准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共同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到了列宁和斯大林那里，却有意无意地把“第一步”当成“最后一步”。1913年3月颁布的“俄共纲领”，就声称“苏维埃共和国财产”即是“全体劳动者的公共财产”。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苏联长期以来不断强化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国家”也即是党政官员的占有。苏共通过各级官吏牢牢控制一切生产、生活资源。而广大直接生产者，不过是受雇于“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于是，人们吃惊地看到，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竟又让位于共产党的官僚占有。但长期以来，苏共及其领袖们却误以为这就是“公有制”。也许正基于这种认识，他们才认为劳动者能够“实际使用”一切舆论工具，能“充分享受”言论自由。

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马克思指出：“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资源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从和政治依附的基础。”同样，苏联那种“公有制”，劳动者依然存在被政府剥夺生产和生活资源的危险，“国家”作为一个垄断性雇主，完全具有“使离经叛道者就范的力量”。

还应看到，广大民众对国家的依赖，物质分配的均质化、低水准，又养成他们依附强权、崇拜强权、因循苟活的恶劣习性，谁也不敢讲出当权者不愿意听的话，久而久之也就不愿、不会再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也就没有“言论自由”的迫切要求。

“民意”或“公意”的代表与实现，一直是个令人困惑的历史难题。1948年斯大林亲自修改的《斯大林传》中，竟然宣称“斯大林的每一句话都是代表苏联人民说出来的”。到了赫鲁晓夫时代，干脆把命题颠倒过来：“谁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谁就永远同人民在一起。”这种以人民利益天然和永恒代表自居的意识，就是将集团及其领袖的意志强加于人民群众，以“运动群众”冒充“群众运动”，并在事实上剥夺了人民的政治言论自由。

　　　　　　　　　　　　　　　　　　　　　　　　　　　　　　（200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