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公开化，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而政治公开化，要求新闻舆论独立和新闻舆论自由。

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就是民主政冶的确立。希尔曼在《美国是如何治理的》一书中说：“不管民主的定义是什么，没有新闻自由，民主本身就无法存在。”

当年普鲁士专制政府，曾以“言论开放可能带来政治动荡”为由压制舆论自由，马克思针锋相对予以反驳：“新闻出版自由不会造成‘变动的局势’，正如天文学家的望远镜不会引起宇宙系统的变动一样。”马克思还说：“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恩格斯晚年对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出现的压制言论的做法深表不满：“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的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消灭言论自由吗？”

胡适在1920年代著文抨击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一个国家里没有现实的新闻而只有快意的谣言，没有公正的批评而只有恶意的漫骂丑诋，这是一个民族的大羞辱。这都是推残言论出版自由的必然结果。”1929年年底胡适以《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为题，抨击国民党政府“统一思想”的企图：“天天推残思想自由，压迫言论自由，妄想做到思想的统一，殊不知统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猛烈抨击苏维埃政权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践踏：“资产阶级的政权，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他们能允许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不怕垮台；而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竟怕这怕那，强调一党专政不允许言论自由，岂有此理！”

关于倡导新闻自由、抨击出版管制，中共老一辈在1949年之前的国统区，也有许多令人拍案赞赏的言论，我就不罗列了。

我摘录上面这些倡导新闻自由、抨击出版管制的名人名句，是因为近日整理抽屉时，发现了当时准备评论一番却搁了下来的几份关于报刊发行的去年年底的剪报。去年下半年，关于中央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的文件，似乎引起报刊业的高度重视，一时间被传媒炒得纷纷扬扬，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汕头日报》在征订期间连续发表下面这两篇“新闻”和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

《市委办、政府办近日联合发出紧急通知要求，进一步做好〈汕头日报〉发行工作》

《李书记要求高度重视〈汕头日报〉发行工作　订阅党报党刊是一项政治任务》

《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这几篇“新闻”和文章说：

“《汕头日报》是市委、市政府的喉舌……关于做好2004年度该报的发行工作，已于10月23日召开会议作重要布置，各地各单位要认真贯彻执行。为确保该报发行工作的落实，现就有关问题再次强调如下……”

“李书记说，党报党刊是党的喉舌，传达党的声音，特别是《汕头日报》……把订阅党报作为一项政治任务，首先要做到认识到位，要正确处理好党报发行工作同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的关系，决不能因治理利用职权发行而影响党报的发行工作……”

“切实做好《汕头日报》的订阅工作，是全市各级党政部门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亲自部署，狠抓落实，以高度的责任感做好这项工作……”

现在，又接近征订明年报刊时间，不知他们除了紧急会议、紧急通知、领导讲话、分配任务之外，又有什么新花样。

在党政部门报刊治理之前，由于可以通过下发文件、下达指标等权力手段进行摊派发行，一些部门报刊只向本部门负责，只向上级负责，习惯在旱涝保收的格局中养尊处优，根本不把读者当一回事，也不可能产生竞争意识和创新能力，报刊质量可想而知。据报载，某地规定一些人不订某报要罚款，有些人宁可交比订报款高的罚款，也不肯订某报。

如果党政权力没有退出报刊，报刊社的人事安排仍掌握在党政领导手里，报刊失去读者可以通过行政权力进行征订，经营不善有财政拨款支撑，那么，这些报刊从业者考虑的是如何让党政领导满意，而不是市场、读者。倡导新闻自由，其实就是要求给予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力。倘若我国的媒体拥有较大的自由度和监督权，而体制上却仍是上述那一套，那么，很快就会产生新的问题，谁来监督记者？在我国，很难找到缺乏制约和监督的权力不走向腐败的。

记者的腐败主要可以表现为：花钱买见报与花钱买不见报。

谁来监督记者？对记者、媒体最有效、最直接的监督，来自读者，来自自由竞争的报刊市场。

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

今传媒业之大势者，市场也！

朱学东在去年某期《传媒》卷首语上说：

“时至今日，传媒业仍保持着10年前经济领域就已停止的计划与市场双轨制的运行模式，仍带有浓郁的计划经济色彩。其结果是，相当一部分媒体运营效率低下，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行政权力介入报刊摊派，害群之马借双轨制搞有偿新闻、买卖刊号版面，转移国有资产，中饱私囊。”

“所幸的是，我们听到了传媒业新一轮改革的号角声。我们正在亲历或即将亲历一场来自地心深处的震荡。中国传媒业将因这一轮改革带来的市场机遇而欢欣鼓舞，也有人将承受它的苦果：行政权力退出可能给相当一批报刊以毁灭性的打击。”

（200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