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7月15日《凤凰周刊》载，从2002年11月至2003年8月，河南宜阳县农民王幸福通过秘密调查，发现该县13个乡镇230起暴力抗税案都是假的，无一农民真正抗税，相反，倒是存在着暴力征税。为了调查，王幸福不但花掉了两万六千元，还整天担惊受怕，怕官员与黑社会勾结施以毒手，死得不明不白。下半夜他就不敢在家里住。幸运的是，王幸福那60多页的调查报告，终于得到了某种程度的“重视”。王幸福也成了传媒热点人物。下面内容，摘自7月15日《凤凰周刊》所载王幸福调查报告：

50岁的宋妞：乡书记带领几十人手提铁棍来我村收农业税。当时手里没钱，说马上借够钱给他们。他们说：“不要了！” 不由分说闯进屋里搜了一遍。后来见屋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把耕牛牵走。我丈夫东拆西借把乡政府征收的300多元如数交上去。我去牵牛，他们不让牵，骂我：“你妈个X，你牵牛做什么？你想死！”两个人扭住我胳膊一阵痛打。我不服地说：“我告你们！”书记说：“告到中央也不怕。是上头叫我们这样做的！”

78岁的刘廉：副镇长带领身穿迷彩服、手执警棍、头戴钢盔的10余人来我村突击收税。这帮人到我家里也不说要农业税，搬起电视机就走。我给他们交了钱，他们仍不肯归还电视机。

7月16日的《南方都市报》用了三个版的篇幅，对王幸福进行深度报道。下面摘录王幸福跟《南方都市报》记者说的两段话：

“我想做什么呀？出现暴力征税，老百姓害怕呀。又打人又抓人的，我们的国家怎么能这样呢？一到11月12月，有些地方征税的声势特别大，警车乱叫，好像打仗一样，他们全副武装包围了村庄，一家一家地去要钱。”

“农民不敢抗税。第一，老百姓也知道自己该交税，自古以来交税纳粮天经地义。第二，你带这么多人全副武装来征税，谁敢抗税啊？只是有些地方，在国家农业税标准上，又加上留给自己用的附加税。对这些附加税，有的老百姓问几句，他们就说是抗税，就打人抓人。还有的农民，家里种9亩地，人家却要按照16亩来收税，农民不愿交，就打人，把人抓起来说人家是抗税钉子户。我走访下来，发现‘抗税’的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

当记者问他：“怕受打击报复吗？”他说怕。记者又问他，既然怕，怎么还要做这个调查呢？他说：“我这个怕，不是怕死，我是怕完成不了任务，半途而废。既然要做一件事，我就要把它做到底，做出名堂。我是怕他们误了我的事。”

王幸福调查一部分就写下报告寄出去，往中央寄，往省里寄。差不多寄了1000份，可是都没有回音。王幸福不灰心，坚持不懈地寄，“相信总会有好官看到的”。

王幸福的调查报告终于受到了重视。社会反响之大，出乎他的意料。

对王幸福的调查报告所反映的问题，宜阳一位干部说，2002年征收农业税期间，发生了一些摩擦，干部和农民都有责任，我们不掩盖、不回避，但这是在转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是当年发生在中国农村的普遍问题，要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待这些问题。

对这位干部的话，摘评者是相信的。出现这些问题的地方，绝不仅是宜阳县，只是宜阳县出了个王幸福，于是这些在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便在宜阳县浮出水面。

在《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中，王幸福的形象颇为复杂。王幸福离过两次婚，曾因“强奸共犯”被判刑四年。他的调查报告受到重视后，他向县长要求担任村干部和省、市、县三级“人大代表”，要求政府提供资金给他办企业、负责其调查过程中所花的费用，给其发工资。他为同村好友写状子，因索要报酬过高被对方拒绝而断了来往。因为他的调查报告所反映的问题得到处理，那些因“抗税”受罚款的农民被退还罚款，挨打得到了赔偿，就给他一点钱，他会收下的。外村人说他是好人，同村人说他是好人也不是好人，甚至有人说他是混吃混喝的无赖。他调查所花的时间和费用，也受到质疑。我就喜欢这种不虚美、不隐恶的报道。即使王幸福冒着生命危险、付出时间精力金钱来做这项调查，并非出自正义之心，而是有着自己的小算盘，只要他的调查报告反映出了真相，为农民说了话，解决了问题，就没有什么不好。王幸福向县长索要“人大代表”头衔，我并不欣赏，但却认为他是可以当一名真正的人民代表的。他所做的这项调查，本来就应该由人民代表来做，可不知如何产生的、经过严格“资格审查”的、开会前要集中“学习”的“人大代表”们只顾举手表决“全体通过”官员们的报告和决定，只顾让更大的官员或中共党委组织部指定或曰推荐的候选人在等额选举中全票当选，只顾用“热烈的掌声代表全体人民的心声”，很少会有人肯来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傻事”的。我大嫂是某中级市两届“人大代表”，可她一直不知道她是如何当上“人大代表”的。如果“人大代表”是可以向县长索要的头衔，这种头衔，不要也罢。

　　　　　　　　　　　　　　　　　　　　　　　　　　　　　　　　（200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