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004年第22期《新闻周刊》报道，“彩票大盗”张世鹏一再请求法庭，“不要把国家的丑闻外扬”，“为了社会稳定，我认为彩票丑闻一定要包，把它包得又严又实。”

好一个“为了社会稳定”！张世鹏不是贪官，其“政治觉悟”却不亚于许多贪官。

正是在“为了社会稳定”的幌子下，贪官可以继续挥霍民膏民血，酷吏可以继续鱼肉百姓，人权可以继续被权贵践踏，群众可以继续被愚弄蒙蔽，张世鹏、杨永明这些“彩票大盗”可以继续与政府的彩票发行机构和公证处沆瀣一气，在政府花费大量警力打击“私彩”的情况下，以“公彩”的名义，用国家的公信力骗取老百姓的血汗钱。购买彩票的人，百分之八十是生活困窘的打工仔打工妹。不要给我们这些彩民戴高帽，我们购买彩票的目的，就是骗子们在广告上所说的“2元改变一生命运”。如果不是为了中奖，我会拿2元钱施舍那些可怜的被禁乞的城市赶走的乞丐，也不会捐赠给贪官层出不穷的机构。

张世鹏在被判刑后说，起诉书指控其“作案20起，骗取奖金5801万元”太少了，至少有200起，或多或少地损害了彩民利益。

张世鹏“政治觉悟”之高还表现在，案发后他说，彩世塔公司计划把在彩票发行中“赚”来的每分钱都用于彩票事业，要加倍造福社会，打算建100所希望小学。

《新闻周刊》的评论居然是这样的两个疑问：“张世鹏和他的彩世塔都充满着悖论：他们是在作恶还是在行善？他们是帮助中国的彩票事业，还是给它致命的一击？”

难道可以骗老百姓的钱去行善吗？何况这些骗来的钱中，究竟有多少用于“行善”，有多少被贪官和骗子分而食之呢？

说到张世鹏们“帮助中国的彩票事业”，我认为，他们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发明了“磁铁定位法”和“四角定位法”。通过这两个“法”，彩票发行部门完全可以操纵奖球。

其实，张世鹏“不要把国家的丑闻外扬”这一请求完全是多此一举，甚至近乎矫情，因为官员们深谙“稳定压倒一切”之道。与其说为了“社会稳定”，不如说为了“自己稳定”。因为没有像“西安宝马案”那样发生彩民要自杀而引起公众和传媒注意的事件，“彩世塔案”真的被严严实实地包住了，在“西安宝马案”后，才有点破罐破摔似的，一并被传媒披露。

其实，不止是官员希望社会稳定，老百姓也希望社会稳定。还可以这样说，老百姓更希望社会稳定，因为社会不稳定，那些早已取得外国护照、把家属家财转移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贪官们，脚底抹油溜之大吉，而我们这些老百姓，还得在这里过日子。记者们也希望社会稳定，他们之所以揭露罪恶，是因为他们怕罪恶越积越多，会酿成更大的不稳定。

“西安宝马案”和“彩世塔案”一样，其案发都不是政府有关部门“监管”出来的“战果”，而是在操纵大奖时不慎失手造成的。

“西安宝马案”案发的起因是杨永明拿错了信封，致使彩民刘亮摸到了大奖。刘亮前来领奖时，人家说刘亮所交的彩票是假票。刘亮爬上6米高的广告牌，想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此前杨永明已成功“操作”过六次彩票发行，返还奖金共2600多万元。由于刘亮这件事，记者们寻根问底，却怎么也找不到以前累计共2600多万元奖金的那些获奖者。这次共奖出4辆宝马车，也有3辆落入操作者之手。要是杨永明胸怀开阔一些，剩下这1辆当作漏网之鱼奖给刘亮，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杨永明可以继续以政府的名义行骗。此前杨永明也曾贪污奖金被政府有关部门查过，却能够继续发行彩票。

“彩世塔案”的案发经过就有点“浪漫”，他们叫一个在酒店认识的按摩女来摸大奖，那女子摸到大奖后，没有按约定领取2万元报酬而归还巨额奖金，却跑掉了，后来因为害怕操纵者的威胁短信，报了案。

他们的行骗就像官员的腐败一样，其实都有许多蛛丝马迹，有时甚至明目张胆。他们的败露也与贪官的落马一样，纯属偶然。不同的是，在他们败露之后，对有关部门的说法是“监管不力”，不是蛇鼠一窝；在贪官落马之后，对贪官的上级部门、监管部门似乎什么说法都用不上，只说贪官们没有用好党和人民给他们的权力，是人民给他们权力吗？

说实话，就算我向张世鹏、杨永明之流购买过彩票，我也不恨他们。我深恶痛绝的是，他们背后那一双双利用他们行骗的“只赚不亏”的黑手。

　　　　　　　　　　　　　　　　　　　　　　　　　　　　　　　（2004年6月）